主持人：先从温州局长开始

戚德忠：在我们温州看来，权利是双刃剑，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就像坡脚一样，紧了放松一点，松了就紧一点，谁能界定哪些权放了以后能不能出事？我们学校就是三个权利，一个人事权利，第二一个是财权，第三是管理权，这三个权大家都非常需要，你说统统发给他要乱，也不能说我们学校校长达不到他们素质达不到管理水平。温州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在尝试推出叫做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我们最近推出了十所学校，对公办学校进行理事会的制度，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集体制，理事会由政府部门，教育局，学校，社区社会行党组成，现在这个时候正在尝试，当你说尝试一定能成功吗很难说，这里面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你说现在所有权利不给也不行，都给也不行，只能按照发展若干年以后来看制度改革是行的还是不行的呢？

朱坚：事实上是教育督导和执法两个结合在一块，我个人认为这个制度的创新是上海在五年以前，尝试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监督这方面力量走的很小的一步。过了五年、十年是把独到跟执法分开，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就是从加强监督这个环节，首先我的观点不管怎么样简政放权，政府必须要监督，至于监督环境是下一步讨论的，但是必须要监督。我现在写的是督导事物中心，最近国家教育独到条例在颁布，我是自己一直这么认为，目前教育部办的很多文件，对文件里面加强独到，事实上有三类情况，第二是督政，第二是带有专业引领的，第三是违规的。事实上我建议大家仔细去看一看，这三类处理是依据不同的法律，要由不同的人，最后要有不同方法去做的，第一是督政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各级政府来做的，它的督政必须是上级的机关，这一类必须是政府出面的，第二类专业引领，因为教学要符合教育规律，要有专业规律这一块的话，就要有资深的，根据他的人格魅力我对这块理解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要请资深的教育专家，这一类不一定要有执法的身份，但是一定是基于他的专业提倡和人格魅力。最后一类可能是违规的，违规这一类实际上带有行政执法这一类，基与按照行政处罚法相关上级部门和下级部门的联合，我们这三类尽可能要做区分。像最后一类违反规定的，我们上海市教育督导九个行政人员，全部都有执法的行政职责，这样就能很好处理好法律各方面的关系。

刘伟：刚才新华社就说了，我们党改革是提了四个字，简政还权。我发现现在不是简政放权，而是还权。在我们那边，在山东有要求。在我们坊子区，学校的财务区永远是校长管的，我们潍坊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择校找民校，我们有民办学校。督办学校就是这样的，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评价是不是有权威性？包括还有一位提到了校长的步子能不能稳住？我们管了这些年了，我们学校做的令我们满意吗？我有一个感觉，选一个好校长不难，但是真正有一个负责任的校长，有责任心的校长很难。靠什么呢？靠制度。我们那边是尝试理事会管理，3年以前我们有12所农村学校校长的聘用权由理事会来决定，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也是刚才局长说的，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些人提出来，让你管校长我们还放心，让那些人管校长就会显的不如意，我说这个事他们是直接利益相关方，他们把一个好校长选的社区来，肯定把他们孩子教好，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周文海：权利和义务总是双刃剑，作为法律给教育主管部门应尽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前面曾经出现过贵州有几个小学在垃圾箱里面窒息身亡的事情，我们在执行相关法律的时候，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相关的独立权。作为校长来讲，总体上无论是财权是招生权，好多校长都在打自己的算盘，按照社会上一些评价，比如说你评价升学率，就要招所谓好学生，尤其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如果不进行改革，否则也会给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主持人：刚才大家谈到的，可以归结出这么几点。第一个简政放权，不是放权就是要有责任，第二点我想简政放权，我们要依靠法制化的轨道，第三个要民主化，放权以后如何防止不滥用环境，还要民主监督这个方式。

主持人：谢谢。因为大家说的都挺多，还有提问的，我们就是下两个板块不能再拖时间。我觉得十八大之后有一点讲的非常对，开会要开出水平，提问就是这样的，我有什么问题？问题很简单，简政放权，第一个放什么权？任何权放完之后怎么监督？权的界定是什么？这些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问教育局长这个事步入问教育部长，问教育部长应该问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问题很简单，杨老师跟某附中的校长死嗑，谁可以审计某附中？某附中的财务敢不敢公开？中国所有教育局长名下的重点中学你们敢公开财务吗？敢公开每一笔支出吗？敢打开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吗？所以中国问题还是纠结的问题，改革的问题就是要回到尝试改革，最简单的问题，财务公开都没有达到可能性的话，整个民主社会的基石就更没有达到，所有教育局长的间权利放财权是人权，是什么啊？你批的条子下面人不愿意接受了，这个权你敢放，愿意放吗？今天不是让各位局长来这里共享盛举的，因为此地不是人民大会堂，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有一句话我觉得主席同志说的非常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有的人我们来想为什么要想深刻问题来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第二个板块是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我们有请杨银付先生，陶行知说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运动教育家，他们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陶老实说一种是政课的教育家，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第三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中国需要什么教育家？有没有空间，我们在第二界教育创新奖发现校长是有决定权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你干还是不干？你不要害怕事，就像朱镕基当年说的宁愿粉身碎骨也要把教育问题搞好。

下面有请嘉宾，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孙望安，湖北黄梅县教育局局长何兰田，吉林通榆县教育局局长张兴邦。

主持人：很高兴认识我们四位地方上的地方管理专家，跟我同台的有我们上海市教委的尹后庆主任，有我们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望安副巡视员，有我们湖北省黄梅县何兰田局长，还有吉林通榆县的张兴邦先生。丘吉尔先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讲5分钟我得用一个星期来准备，如果让我讲20分钟，我得用2天来准备。如果让我讲一个小时我现在就能讲，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准备好了。我按照会议设计，请四位专家首先介绍他们案例，每人3分钟。下面有情尹后庆先生介绍。

尹后庆：这个话题没法介绍案例，我要少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现在呼唤教育家。任何时代，任何从事教育工作的校长也好，行政官员也好。假如说没有一个文化自觉，要让教育体现出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这种功能，我想这个教育工作者不太合格。但是任何时候，任何教育工作者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面去从事他的教育工作的。所谓条件，包括体制，包括文化背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制约。我想这些制约对所有人，只要他今天是在从事他的教育工作的时候，一定是会有制约。因此，所谓教育家不可能是天马行空，完全是脱离现实的一种教育理想，有没有这个理想？我们去判定他是不是教育家，今天教育家一定是教育的实践家，假如说我们完全脱离今天的现实，任何理想是否在现实对比下面，都被束缚和压抑了，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样一种情况。我想现实生活空间，所谓教育家，一定是有一种文化子爵的，一定是用他的实践才体现教育人文精神的，同时他一定有智慧去应对今天的现实生活对他的种种制约的，当然这种制约也许很难摆脱。我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不知道我很难说一个案例，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