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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教授的建议被评为“北京科技报2009十大科学建言”

来源：北京科技报发布时间：2010-08-20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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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均平教授“关于完善科技奖励制度的建议”被评为：
 
北京科技报2009十大科学建言
 
 
　　北京科技报记者 马佳 谭娜 吴洣麓 马之恒 王夕 唐逸 李鹏
　　如果那些坚持科学精神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非常畅通地表达，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能想象祖国终将发达的那一天。作为科技媒体，我们将始终如一地提供一块宽阔的、自由建言的舆论阵地。从2009年本报发表的50篇科学建言中，我们挑选出10篇做年终回顾，我们相信，生活的一步步改善和思想的自由交锋是分不开的。
　　地标性建筑要谨慎
　　建言背景：
　　近年来，各地兴建标志性建筑的浪潮此起彼伏，上海要建设中国最高——632米的上海中心，陕西要在东大门建39米高的巨型“秦”字雕塑……
　　中国雕塑学会理事、学术部副部长唐尧认为，目前，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对艺术的了解并不多，对艺术品的判断难免会有偏差。另一方面是艺术家自身缺乏自律，在赚钱和好的文化遗产间做出双重标准。公共艺术最大的不同是它会强迫人们去观看，如果这些作品不好，反而会起到影响公众心情和污染环境的副作用。
　　他建议，作为政府，应当有投资公共艺术的概念。国家对地标性建筑要建立完善的民众监督机制。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规划，让大众从公共艺术建设方案的提出伊始就享有知情权，并且有建言献策的渠道。
　　唐尧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在学界引起广泛响应，2009年11月，“中国地标性建筑”虽然一如继往地进行了评选，但是，被评选单位相对于前几年对此的热情，目前已经纷纷表现出了更加理性的态度。他们不再通过对“地标性建筑”这个称号的大肆宣传来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而是通过自身的优越条件吸引客户的目光。
　　建言者说：
　　唐尧
　　(中国雕塑学会理事、学术部副部长)：
　　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会抱着玩味的心态来看待地标评选活动。然而，尽管这种评选带有游戏性质，但在评选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个没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协会对评选活动进行全部流程监管。但是目前，国内的建设队伍并没有扎实的根基与实力。中国的地标评选总是被赋予了过多的商业因素。无论在法律约束，还是第三方监管领域都是一片空白，因而国内地标评选迎来的也仅仅是公众短暂的关注。
　　参见本报3月30日 《地标性建筑建造需谨慎》
　　主题公园不能泛滥
　　建言背景：
　　今年，主题公园项目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11月1日，梁山水浒文化主题公园启动仪式举行，11月4日，上海迪斯尼项目获核准。但据调查，目前全国2500个主题公园中70%处于亏损状态。
　　上海流通经济所所长汪亮认为，国内主题公园更多还处于“跟风”状态，简单投资数千万元，没有任何文化内涵。门票价格低廉，其他盈利手段缺乏，最终只能导致亏损。
　　他说，建主题公园的目的本是为城市增加绿地，改善空气和环境质量，同时，给市民提供一个比较适宜游玩的场所。但现在主题公园项目在中国却成为政府政绩的一部分，土地储备的铺垫。在主题公园建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空间布局，甚至缺少主题。他建议，这种“建主题公园风”应该得到遏制。
　　在汪亮等专家的建议下，目前，文化部公布了《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把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归为“限制类”投资项目。与此同时，相关部门指出，要废止以“文化”为名义的圈地运动，而对那些有消费带动效应的文化旅游项目，仍保持放开态势。
　　建言者说：
　　汪亮(上海流通经济所所长)：
　　对比香港，当他们计划将迪士尼乐园进行扩建时，会利用品牌效应打造出更多的附加产业，如制造业、文化产业、出版业、影视业等等。
　　但在国内，许多时候，公园本身却变成副产业，通过主题公园的建立带动周边房地产的火爆上涨成为建设公园的主要目的。各地日趋上扬的房价与无人问津的公园形成鲜明对比，从中不难看出，政府还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下条线分割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只能让政府过多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当面对更为复杂的管理需求时却无计可施。
　　参见本报11月16日《警惕主题公园泛滥》
　　科技大奖该反思
　　建言背景：
　　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谈到的，三鹿集团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竟曾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主任邱均平认为，我国科技奖励缺乏完善的监管体系，“三鹿”申报，材料是否真实，是否严格执行标准和条例，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我国科技进步奖申报推荐者主体过于单一，评审中主审员审查制度让主审员权力过大，这些均使评奖过程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此外，科技成果评奖周期过短，也使得对一些科技成果的验证时间不足。
　　邱均平建议，像“三鹿”获得的专门奖励企业技术开发和面向市场的技术成果与产品，这类项目的成果应该由市场来检验和评价，政府最好不要介入其中。
　　在此事件之后，邱均平告诉记者，目前，国家奖励办公室已经委托他们对国家科技进步评奖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对评奖项目的推荐、评审以及监督的机制进行了调整。比如在推荐程序中，增加了推荐渠道，学术团体，专家都可以推荐。在评审中，也增加了回避制度和严格的保密制度。
　　建言者说：
　　邱均平(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主任)：
　　在国外，评审制度非常注重调查反馈。一旦评审出的奖项，有不良的反馈，就可能采取一些处理的办法，进行调查或者取消奖项等等。
　　以前我国的科学奖励存在奖项泛滥的问题，现在除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省级的科技进步奖保留外，已经取消了部委的奖项。我们现在要更加注重怎样通过奖励手段推动科教事业的发展，推动科技创新。这也是奖励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也是国际惯例。
　　参见本报3月23日《“三鹿”曾获科技大奖：反思制度弊端》
　　公交车须增加逃生设计
　　建言背景：
　　6月5日，发生在四川成都市的空调公交车燃烧事件，导致27人遇难，7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调查者认为，公交车的逃生系统不健全正是酿成惨剧的关键所在。
　　山东省交通科技研究所研究院的研究员许云飞认为，我国目前绝大部分空调公交车都存在这样的设计缺陷，只有前后两个门，非常不利于紧急疏散。此外，空调车密封窗户安装的钢化玻璃也给紧急逃生带来障碍，虽然成都的这辆空调公交车上配有3个安全锤，但是根本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他说，公交车辆设计的前提应把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建议公交车在设计时，除了合理地配置安全锤以外，车窗也应该设计成能够迅速开启的结构，此外，在车体的中间位置设计安全门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许云飞等众多专家的建议下，7月1日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表示，带逃生窗的公交车样车已经在设计过程中，样车出炉后逃生窗的位置、样式等还将进一步征求公众的意见。此外，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制定一个公交安全配置标准，包括逃生窗、车载探头等公交安全装置，将这些设备设为公交车安全装置的“标配”。
　　建言者说：
　　许云飞(山东省交通科技研究所研究院的研究员)：
　　在国外，公共交通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会配备监测系统，一旦出现问题监测系统能够立即消除隐患。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计者没有用科学发展观来看问题，没有学会以人为本。目前，我国很多客车在设计时都是想到如何在同等价位下能够节约更多的成本，但是却没想到要将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此外，中国在这一方面也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公共交通发展体系。
　　公共安全教育对于国外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在中国都是很少能够见到的。
　　参见本报6月22日《我国公交应增加逃生设计》
　　创意斑马线应叫停
　　建言背景：
　　9月8日，苏州出现了一条喷绘着沈周、唐伯虎等古人书法、绘画作品的斑马线。该斑马线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展开在路面上。在此之后，杭州、西安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创意斑马线。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史其信认为，斑马线属于我国道路交通设施。如果对它进行随意修改，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有关规定。
　　他说，设置斑马线的目的是让司机减速或停车，让行人可以快速地走过马路。但创意斑马线反而会分散行人的注意力，导致事故或意外的发生，建议立刻停止这一做法。
　　史其信的观点引发了公众的共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等部门甚至收到了“关于请求纠正创意斑马线”的律师函。目前，西安创意斑马线都已经恢复了原状。
　　建言者说：
　　史其信(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希望社会环境更加人性化，城市文化品位逐步提升。但某些不科学的决策有可能因没有考虑客观条件是否允许导致“好心办了坏事”。
　　许多地方政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斑马线“整容”，不如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严查违章车和司机的安全驾驶教育上来。对比国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恪守法律标准不会任意地对斑马线“整容”，更不会用此来表现自己的政绩。
　　参见本报9月28日《创意斑马线应叫停》
　　汉字整形且慢
　　建言背景：
　　8月12日，教育部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不仅要恢复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其写法。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马景伦认为，修改汉字字形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首先，这些字形虽然没有把汉字规范化原则贯彻到底，但它毕竟在中国沿用了半个多世纪。其次，修改字形的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印刷体书籍，党政机关公章，牌匾等等。
　　他建议，是否改字形应该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首先，是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其次，是专家学者从学理上的正确论证。当这两者的意见高度统一时，改变字体就是合时宜的。
　　在公众的高度关注下，9月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公开征求意见中，大多数意见认为对汉字不宜轻易改动”。这场汉字整容的风波也由此戛然而止，现在人们依然在使用着他们用惯了的那些字。
　　建言者说：
　　马景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
　　改变字体，我国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例子，比如第一批简化字。当时的专家费了很多的心思，从1955年成立简化字文字委员会开始，直到1964年才正式公布简化字表，前后将近10年。
　　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学者不应更多地考虑学理，要考虑到其他连带的影响，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在改和不改都无碍大局的情况下，一动不如一静。
　　参见本报9月7日《44个汉字字形不改为好》
　　“会议培训中心”应市场化
　　建言背景：
　　多数上班族对“会议培训中心”并不陌生，这些场所不仅适合大小会议的举行，也拥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对于目前越来越火的“会议培训中心”产业，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这些属于政府部门配套设施的会议中心，其硬件建设通常没有考虑市场因素，管理也无须作宾馆酒店的质量评定。因此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此外，虽然这些中心占用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但开发水平大多很低，对地方经济并无明显贡献。
　　他建议，发展会议休闲产业应当进行统一的规划，在对现有接待能力进行调研的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改造。
　　马中的建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目前在全国，还有很多会议培训中心正在招标兴建。在会议培训中心的建设规划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范，管理上也由多部门交叉管理。
　　建言者说：
　　马中(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对比国外发达国家，几乎不会出现这种定位不明确的“配套设施”。其实，一些部门对于会议、休闲、培训等方面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也可以通过体制来满足，因此，会议休闲走市场化道路已经是大势所趋。
　　类似的情况之所以在国内出现，主要因为在某些方面政府的权力依然过大，而制度又缺少对此的必要制约。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部分公共资源的浪费。
　　参见本报4月6日 《“会议培训中心”应科学管理》
　　保密法不能打压知情权
　　建言背景：
　　一直以来，动车组火车票定价等问题都被列入到国家秘密的范畴，公众没有渠道知道这方面的信息。2009年3月23日，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的董正伟律师向铁道部发出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铁道部公开动车组火车票的定价程序、科学依据以及听证计划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及法学院教授王秀梅认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不应该被泛化，如果将过多的信息设定为国家秘密，就有可能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她建议，火车票定价、水价、电价、医保方案等相关政策出台前，公民都应享有知情权。政府有公开这些信息的义务。除涉及国家安全、执法调查档案等有关信息列为国家秘密外，对“其他信息”应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在董正伟和王秀梅等人的建议下，武汉至广州的高速铁路正在试行票价，试行后将根据旅客流量和依法举行的听证会定价。
　　建言者说：
　　王秀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及法学院教授)
　　如何科学地界定国家秘密，管理涉密信息，世界各国也各有高招。从定密制度的完备性上看，美国政府的定密制度最有特色。尤其是在他们严把定密关、知密关和解密关上，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发布了“第13292号行政命令”，对国家秘密的范围做了重大调整。其一，否定了“如果对信息定密的必要性存在重大疑问，该信息就不应当被定密”的做法，允许定密官在有重大疑问时也可以定密。其二，明确将有关跨国恐怖主义信息、反恐国际合作信息等列入了保密范围。
　　所以，我认为，保密和公民的知情权不应矛盾！信息的公开或保密，如果事关公民知情权和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利益，对认为不合理的秘密信息，与信息密切相关的，公民应该有权利质疑。
　　通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到，在我国，公民意识的建立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公民意识又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基底。因而，为了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不要把刚刚觉醒的公民意识用保密法或者其他行业规章予以打压。
　　参见本报4月27日《保密法与知情权不应矛盾》
　　取消特权车牌号还不够
　　建言背景：
　　今年上旬，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对外宣布，将在4月25日前彻底取消“蒙O”特权车牌号。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陆益龙认为，这虽然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无论撤销还是标明都不能解决权力的滥用，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还是在公车的规范上。
　　陆益龙建议，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严格的公车使用制度。违反制度给予行政重罚，针对公车私用，可按刑法中以权谋私贪污罪论处。有了严格的制度规范，才能触动一些官员长期以来松弛的神经。
　　在此事件之后，浙江省从明年1月1日起，也将全面停止使用“浙O”号牌，而湖南省公安厅也在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停止使用公安“湘O”专段号牌。但有网友指出，问题的解决仅仅靠换车牌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竭力消除产生“特权”存在的土壤。
　　建言者说：
　　陆益龙(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政府主动提出取消特权号至少表达了一种积极的心态，也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
　　特殊的公共资源，应该用在公共利益方面，而不是一种特权，当遇到一些公共突发事件时还是需要的，重要的是对它的使用范围进行严格的规范。
　　在国外，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总统等，他们在任期间的安全、交通都是需要公共财政支付的。公车是出于公共安全考虑配置的。我们国家，拥有公车是一种待遇，特殊号牌也相当普及。国家干部、领导、公务员都是为公众办事的，不应过多地享受特权，在公务员待遇上的改革应该从工资和薪酬上去改革，而其他的一些待遇应尽早地剥离出来，没有必要浪费公共资源。
　　参见本报4月13日《特权车牌号取消又如何》
　　SCI评价学术水平不科学
　　建言背景：
　　论文转载率，引用率常常被用来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但是，世界著名的SCI数据库建立者，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却否定了这种做法。
　　加菲尔德认为，从创立直到现在，SCI数据库一直是一个文件检索的工具，而不是评估科技研究成果的工具。
　　他说，现实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篇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可能从未被人引用，还有一些文章可能只被引用过几次，只有极少数的文章才会被经常引用。所以，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衡量发表在上面的每一篇论文的质量，并由此判断作者业务水平的评价方法并不是科学的。
　　尤金建议，“百分比排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兼顾快速与科学的评价方法的一部分。一位科研人员的某一篇论文，需要与发表当年同一领域的所有论文进行对比，考察这篇论文的影响力在所有同领域论文中的排位，这就避免了跨学科比较导致的混乱。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少燮告诉记者，目前，论文发表篇数，论文被引用次数依然是一些领域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是很多院士都在讨论如何支持创新。
　　建言者说：
　　尤金(SCI数据库建立者，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始人)：
　　在美国，我们需要确定一位大学教授能否升任终身教授，最好的方法是找来这所学校里所有与候选人研究领域相同的教授，让他们逐一阅读并评价候选人的论文。
　　许少燮(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社会气氛，鼓励年轻的科学家去攻克一些真正的难关而不是将精力都用在发表论文上。对于创新的研究者，我们应给予尊重和体谅。可以建立一种机制，比如一个研究者作出的一个新的研究未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可以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究，先得到少数专家的认同。
　　参见本报10月9日《SCI评价学术水平不科学》
　　北京，建外SOHO
　　北京雕塑公园的塑像
　　漫画：三鹿配方奶粉曾获国家科技大奖
　　福州市公交集团在仑山区公交培训学校进行“车辆防火竞技演练”
　　西安：“秦腔脸谱斑马线”
　　汉字整形征求意见结束，多数认为不宜改动
　　属于政府部门配套设施的会议中心，管理无须作宾馆酒店的质量评定。因此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
　　专家建议，铁道部公开动车组火车票的定价程序、科学依据以及听证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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