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的“平”字诀

20世纪60年代，张其昀因事赴美，在华盛顿谒见了当时寓居美国的郭秉文，在畅谈之中，郭秉文提到，《大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字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并将他当年在东大的办学方针归结为一个“平”字：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其中，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对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前者在“寓师范于大学中”其实已有所体现，现在我们再看看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在文章的一开头我们曾引用了北大教授梁和钧的一句赞语：“北大”以“文史哲著称”，“南高”则“以科学名世”，其实，在这句话后面，梁教授还有一句话：“然南高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何出此言？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 ——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由于南高——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然南高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又作何解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这些人已经是文史哲领域一等一的高手了。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学衡》杂志的创办和学衡派的形成。

五四时期，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成为流行一时的时尚，有人提出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该扔到茅厕里去。夹杂在这时代的最强音中，东南大学里却发出了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1922年1月，《学衡》创刊号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创刊号的“弁言”中，柳诒徵申明该刊宗旨：“以中正之眼，行批评之职事”，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前后坚持了11年之久，共出79期。因出版《学衡》而形成的“学衡派”最初都是东南大学的教授，如发起者梅光迪、胡先，主编吴宓。

梅光迪在自述其创办《学衡》时曾言：《学衡》旨在“阐扬旧学、灌输新知”，其手段则是“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时施针砭”。以往人们在评价“学衡派”时,常常简单地将他们划入保守的阵营，随着研究的深入，今人越来越能客观地评价当年“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间的争论，越来越能体认“学衡派”在“四面楚歌”中独树一帜的学术风骨。

其实，如何评价“学衡派”并不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以“昌明国粹”为宗旨的“学衡派”和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它们的大本营竟同在东南大学，而且在人员上还有交叉，如“学衡派”中的主将梅光迪、胡先、汤用彤均是科学社的成员，吴宓也是哈佛的博士。这种格局充分体现了郭秉文所倡导的人文与科学平衡的精神。难怪张其昀要感叹：南高最可自负的一点就是“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与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的方法，故思虑周密，其探究事理常常有批评的精神”。

易长风波

1925年1月7日早晨，正在上海出差的郭秉文准备由沪返宁，登车前他习惯性地买了一份报纸，没想到，上面赫然登着头一天教育部1925年第一号训令，训令的内容是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职务。

郭秉文的突然被免职，其直接原因在于政局的剧变。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派系林立，相互之间你争我夺，互相倾轧。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一直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齐被迫下野，避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