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郭秉文一向主张办学经费需要“政府社会合力并筹”。筹建东南大学时，他就提出“惟兹事体大，非资群策群力不足以立”，建立学校董事会和以重要建筑项目争取社会捐助都是郭秉文争取社会赞助的重要举措。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当时郭秉文得知原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前曾立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南开大学建造校舍，于是，便亲自写信给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独资捐建东大图书馆，将好事办在生前。齐燮元心动，以其父的名义捐助15万元修建孟芳图书馆。后又陆续募集到现款17000余元，图书2612种，从而使“东大”的学习条件大为改善。

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 。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这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模式的鲜明特征。郭秉文在其办学实践中积极倡导这一精神，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早在1920年的南高时期，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而且还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陈衡哲和南开的梅光迪。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报名参加学习的有1000多人，来自全国17个省份。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16岁。后来的词学名家夏承焘那年就参加了南高的暑期学校，多年后他在回忆中还在感叹：真是大开眼界！1921年，改为东大后，继续举办暑期学校，并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推士，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这次，学生人数达到2000人。

除了暑期学校外，东大教育科还举办了许多其他“推广事业”，如推广平民教育，义务举办“昆明学校”、“明陵小学”，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农科则通过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农具，宣传防治作物病虫害方法、药剂等；商科则通过坚持办商科夜校、商业补习学校、暑假补习学校等形式，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提高的机会。

“寓师范于大学中”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大学设置标准发生很大变化，允许设置单科大学，一时间高等师范学校是升格为独立的师范大学还是并入综合性大学，成为教育界争论的焦点。

对于这个问题，郭秉文和蔡元培的看法有所不同。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应有所区别，“学”是学理，“术”是应用。高等学校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农、工、医偏于应用，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等科偏于研究，始可称“大学” 。因此，在他当北大校长期间，曾将北洋大学的法科归并入北大，而将北大的工科调入北洋大学，并停办农科。

郭秉文却不太赞同这种“学”与“术”分离的做法。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因而对美国师范教育模式倍加推崇。郭秉文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必须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里，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质量。而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因此师资培养不应局限于师范院校。

事实上，“南高”和“东大”就是郭秉文这一思想的试验场。在“南高”时期，郭秉文就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楷模，力图将南高改建为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大学。为此，“南高”自建立之初即致力于拓展科系。1915年只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到1920年，已有国文、体育、工艺、英文、商业、农业、教育七个专修科和国文、英文、哲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八系，突破了师范界线，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于一体，已具备综合性大学的雏形。当时有人评价说： “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

到这年4月，郭秉文又趁热打铁，提出建立东南大学。同年11月，教育部初步同意以南高师之教育、农、工、商4 专修科改归大学，各本科仍由南高师继续办理。因此，到1921年9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时，“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这时的郭秉文又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这时的东大已具相当规模，在其全盛时期，全校共设 5科31系，全校共有教职员290余人(1924年)，学生1483人(1925年)。当时执教于东南大学的茅以升曾评价说：“东大寓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意义深远。”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的理念终于变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