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熊丙奇指出，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合适的办法，就是设立专门的计划，面向农村学生招生。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颇有创新。

改革最终须触动根本

晓兴对当下的招生政策保持肯定态度，但也担心政策的落实。“我希望政府和校方能够公示这些名额的获取和分配，让这些好政策真正落到最需要它的孩子手中，毕竟名额是有限的。”

晓兴的担心其实教育部已经有所关注，5月29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凡有预留计划的高校，须将预留计划数报其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教育部备案。同时，高校须将预留计划数及其使用原则等向社会公开。

教育部还表示，2013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扩大实施后，全国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将比去年增加8.6%。

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人数比例达到59.1%，其中农村学生本科高校录取人数所占比例达到52.5%，第一批次录取高校录取人数所占比例达到45.7%。但教育部也坦承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

这些数据并不能让学生们觉得轻松。因为一直以来，农村生源比例降低的重心就是重点大学，可事实上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本身就是少数。晓兴很担心自己在家乡的示范效应最终会成为马头前方的胡萝卜，让很多乡亲的孩子读了大学却毕业就面临失业。

在学者们眼中，问题的解决思路殊途同归——专业主导招生，保障教育权利。

储朝晖认为将现行行政主导的招生体制转变为专业主导的高校自主招生体制，学校和学生之间进行良好的双向了解，学校对学生的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才能改变当前的状况。

如果认为农村是落后的，是经过城市化之后会消失的，这个假定就出了问题。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都搬到城里，他们的子女也都不在乡村上学，长期以来乡村学校必然被抽空。

光靠教育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无论给多少指标，也还要经过考试程序获取。多年的积弊想用高考一个环节是解决不了的。

“要解决问题，最终要保障教育权利。温家宝总理提出教育是基本民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还要进步到全民都要认识到教育是每个人平等拥有的权利，所有的这些问题才能有一个解决的根基。”储朝晖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循着另一个思路进行思索，他告诉记者：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

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熊丙奇认为，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

熊丙奇指出，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合适的办法，就是设立专门的计划，面向农村学生招生。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颇有创新。一是放在提前批招生，不影响其他批次的录取，为农村考生增加了一次选择机会，二是考虑到公平补偿的意图，这一计划实行定向招生非定向就业，学业完成后，这些农村生如果愿意回农村工作，当地会创造工作条件，而如果不愿意回农村，也尊重学生的选择。

而从长远看，仅靠公平补偿，是难以全面实现公平的。既然我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推进高考公平，那么，就应该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

事实上，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了高考改革的方向，这就是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熊丙奇认为，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全国重点大学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考试、自主招生。如果全国各地的考生，可在任何地方参加考试，以这一考试成绩申请高校的自主招生，那么，也就不存在高考按地区举行、分省招生的问题了。

熊丙奇说，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

在目前，大多名校都看重招生政绩，同时青睐城市生源，认为其阅历丰富、见识多，而如果学校要靠竞争获得地位，大学关注的就将是教育使命和自己的教育声誉，在招生评价中，就会对贫困生、农村生实行加分评价，这也就会增加农村生在学校中的比例。

有专家指出，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