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熊丙奇指出，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合适的办法，就是设立专门的计划，面向农村学生招生。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颇有创新。

另一方面，他们却相当了解城市孩子的生活。三个人都羡慕城市生流利的英语，都称赞城市孩子多才多艺的知识面，都佩服城市同学在各类活动中的活跃和人际交往的能力。萧保甚至表示比起农村孩子们的比例，他更有兴趣去了解有多少同学有“关系”，因为“关系”有利于找工作。

这一现象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据媒体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300名学生样本中，有超过两成的受访大学生承认，自己在求职时动用过或者试图动用“关系”。

但晓兴却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2011年辽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但这个数目并不足以满足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支出，考虑到父母也需要维持家用，因此农村供一个大学生多半要负债。如果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会成为家里严重的问题。

虽然国家为此提供了贷款，但工作了4年的晓兴今年还不知道能否还清。“工作第一天，我就比城市孩子多了数万元的债务，房子、女朋友什么的全是幻想。城里的同学结婚生子、规划人生目标的时候，我的目标只能是还贷款。”晓兴抿起嘴唇。

邵飞表示，其家乡现在的态度是，如果孩子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家里还会供一供，否则一般大学将来就业会很艰难，就放弃了。

晓兴是个正面的例子，尽管贷款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重点大学4年的努力学习和拼搏使他如愿成为辽宁的一名检察官，他和几位成功“越过龙门”的同乡成为了家乡口耳相传的榜样，也使邻里乡亲送子女读重点大学的热情持续至今。

邵飞的故乡福建则是另一番光景，邻居家的男孩考取了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就业不理想，收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去打工的妹妹。只要几个这样的例子就足以摧毁家乡人的信心，“读书无用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乡亲的认同。

这也带来了他们对教育公平政策的不同评价，晓兴表示“还是有作用的，会给更多的农村孩子带来机会”，但邵飞则直言“觉得治标不治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对记者指出：“仅仅在计划招生指标上去改进，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计划招生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认为某一区域内所有考生条件等同，这个条件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不具备。很多地方农村和城市、不同城市间甚至城市里的不同学校间差距很大。依靠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教育公平，其发挥作用范围有限，只能解决数据上的一种平衡。多分给贫困农村地区一些指标，可指标最终给了谁?不能确定。可能还是给了贫困地区优势家庭的孩子。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通常考试分数会比较好。2004年曾经有人问我，高考是不是公平，我说刚开始五年比较公平，五年后小学到中学分出了高下，那么好学校出来的学生分数就要多，考到最后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考钱’而不仅仅是考‘资质’了。美国一个贫困地区的学生考SAT考1400分，富裕地区的学生考2400分，测试后可能会招1400分的学生，因为学生是在很差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是现在这样分分必较的招生，恐怕就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公平。”储朝晖说。

2004年，网络上著名写手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方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被晓兴认为是自己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高考只是整个教育环节中比较重要的一环而已，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双方的很多条件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公平的起点上，所以我们就不曾寻找过公平这样一个话题。”晓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