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利益哪儿来的？北京的利益是不是全国所有的公民产生的？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说不能损害北京的利益，前提和基础是什么？我觉得，从全国宏观上，一定要把各个省高考(微博)的基本权利均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解决本地考试的问题，就会引起很多学生都挤到北京来。

郭殊（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法学院副教授）

所谓的部属高校，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国立的，资源来自全国。这样的高校应该对全国公平招生，不应该分省，也不应该分投放的招生指标。如果是省属的地方高校，资源来自本地的纳税人，也许会容许对自己本地方有一些照顾，但是这个应该受到严格的审查。

郭道晖（著名法学家）

我们讨论的随迁子女问题，就是教育平等权利的问题，也会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按道理来讲，这个在《教育法》里面应该明确，我不希望用什么红头文件。顶层设计，就是法律权威应该摆在哪一个层次，这一点需要考虑。

5月23日上午，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主任熊伟与近十名家长代表一道将名为“关于教育部制定随迁子女学籍地高考政策的公民建议”的建议书送达教育部。教育部信访办工作人员接受了建议书并签发一张收条，表示收到该建议书。建议书的签名者包括著名宪政学家、人称“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清华大学(招生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在建议书送达之前，多位专家与家长代表还在京召开了一次建议书研讨会。本文即为研讨会的一些发言精彩摘录。

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需先急后缓

储朝晖：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公平的问题。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利益以及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要解决利益的问题，背后就是牵扯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不是真正的平等。但是在现在中国的体制里，人与人之间客观来讲是不平等的。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所在。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这个问题解决是艰难曲折的。

我们在推进进程当中，还是应该从多个角度、多个门径去解决这个问题。户籍是一个门径，还有另外一个门径，我认为最有可能突破的还是高校自主招生。我们现有的招生体制基本的前提是计划招生。如果没有“计划”，那么就不存在各个地区户籍问题了。实际上教育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说得很简单。那个文件里面只要抠掉两个字，任何的户籍地问题就解决了，原来对我们户籍所在地录取，把户籍两个字抠掉，任何阻碍就没有了。

实际上，如果是高校自主招生，一个基本的录取条件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符合学校招生要求？在学校方面，刚刚有一个突破，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招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就不会再考虑招哪个户籍的学生，这是一个突破口。还有一个突破口，今年出台对贫困地区孩子的扶助政策，这也是可以突破的地方。有这么多异地就读生，随着父母到城市就读的子女，户籍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可以拿一部分指标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可以突破的口子。

另外一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长期时间内政府的意识当中，遵循的次序是先缓后急，先各个省，各个地方解决，后再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的次序是有问题的。既然这个问题很急迫了，北京、上海、广州，按照解决问题一般方法来说，应该先解决急迫的问题，北上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省的问题不需要出台什么方案，自然根据这个例子的方法就解决了。解决问题的方式，长期以来，政府角度，或者我们社会公众角度来讲，可能要改变一个想法，先解决最急迫的问题，这是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需要改变一下。

还有一点，现在为什么北京、上海、广州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这些地方教育的状况，这些地方接受教育的权利，跟其他各个省的接受教育权利之间有差异。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先减差，差异减少，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再减差，这两个做法效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从国家宏观政策上来讲，应该先解决这个差，在宏观上，让各个地方，各个省市录取与北京录取之间没有权利大小的差异。权利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问题就好解决。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讲到了，北京利益哪儿来的？北京的利益是不是全国所有的公民产生的？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说不能损害北京的利益，前提和基础是什么？我觉得，从全国宏观上，一定要把各个省高考的基本权利均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解决本地考试的问题，就会引起很多学生都挤到北京来。这是国家宏观政策长远发展必须要考虑的。现在我们考虑的问题比较少，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解决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