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台上的蒋易澄听了“好想哭”。“不是因为他表扬我，而是因为有个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钟特别受触动。”她说。

　　论文答辩前，蒋易澄把这篇论文快递给母亲，想听听她的反馈。李桂珍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儿的研究对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说，“平时说不出来的话写出来了。”

　　看完论文，接通女儿的电话时，李桂珍已经恢复平静。她甚至有点挑剔地说：“有些用词语句还不是那么流畅，很多故事还没写进去。”

　　“哎呀这个是论文，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蒋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总是那么高的母亲在打来电话前刚刚哭过。

　　蒋易澄的论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1998年，蒋易澄的外公被检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级钳工，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从贵州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他在病床上跟儿女说：“我把你们带过来，现在带不出去了。”

　　当着父亲的面，李桂珍一直忍着，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场。那时她下岗，姐姐下岗，哥哥下岗，嫂子也下岗，几乎全家人都下岗。“如果我们条件好一点，他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他也自责，是他把我们带进矿里的，他觉得是他的责任。”李桂珍的眼睛湿了。

　　两个多月后，老人去世了。临走前，他曾想买块手表留给妻子，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可拮据的老钳工没这笔钱，女儿李桂珍也掏不出来。这个遗憾让她至今觉得愧对父亲。她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爸跟王进喜比也不差啊！”

　　蒋易澄考上新闻学院后，李桂珍叮嘱女儿：“你学这个嘛，要在写作上好好练一下，如果有机会，将来把你外公、把七矿的事写出来。”

　　她只是这么一说，但蒋易澄一直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