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游民”群体状况调查

对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城市户口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再那么强大。现实所迫，他们想到了回家。

然而，由于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使得农村户口日渐成为香饽饽———比如村里的土地，比如村里的“福利”。

现实是，想回农村，很难。

人事制度的改革，导致国家干部的范围缩小；社会地位的变化，凸显为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为“蚁族”，这些制度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分配的变化，使得农村大学生成为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个尴尬群体。

他们，被称作“城市游民”

法治周末记者 李亮 法治周末实习生 张玮鸥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张才玲变成了“黑户”，这是她上大学时始料未及的：毕业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农村老家也向她关上了大门。

造成这种两难境地的原因是，张才玲考上大学后，户口随之“农转非”。但如同所有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村大学生一样，再回到农村的路却难如登天。

之所以产生“回家”的想法，是因为就业形势的残酷，以及都市生活的压力。

2008年，张才玲大学毕业时，恰逢金融危机，北京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在这场关系个人命运的战斗中，她没能找到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她在北京的生活之路将更加艰难。

之后的两年，她辗转换了4份工作，月均3000元的收入让她在北京生活很吃力。但她从没有放弃落户北京的愿望，户口一直由学校托管。

想法的改变来自张才玲的怀孕。

她和丈夫都是农村孩子，在北京工作多年，也无法落户北京。

今年年初，怀孕的张才玲想放弃这座城市，她想回到农村老家。她不想让这种飘在北京，没着没落的感觉延续到下一代身上。

非京籍孩子的上学难问题，是迫使他们思考退路的主因之一。

“我们两个每个月挣多少花多少，在北京也没有社保、医保。孩子出生了，也得在老家养。”张才玲说，“还不如回家种地。”

逃离都市———这已经不是张才玲一个人的问题，甚至成为了80后年轻人的共同命题———也许回家会更幸福。

但在这些逃离者中，农村大学生却成为异常尴尬的群体。

在中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管理模式下，他们要么想尽办法得到城市“绿卡”，要么就要飘在大小城镇中。他们回不到农村。

想“回家种地”的张才玲今年初在学校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结果却在家乡的派出所碰了钉子。当地民警告诉她，“政策不允许‘非转农’”，“要么你户口回到市人事局，变成集体户口，要么你在你们村自己立个非农的单户，跟你爸妈分开”。

持有“不在北京，就回农村”想法的张才玲却遇到了第三种选择———户口不能“非转农”，只能留在小城镇。可是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不但对张才玲找工作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还剥夺了张才玲原本农业户口享有的农民权益。

“这就是我们的境况。”在博客里呼吁“非转农”难题的农村大学生齐飞说，“我们是异类。我们是城市游民”。

1 进城去圆梦

当2004年张才玲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和家人极度喜悦。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县枕头窝堡村，张才玲是20年里的第二个大学生，全村人羡慕她———户口能去北京，成了“北京人”。

当然，没人会注意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户口，仅是寄宿学校的集体户口。但这里的村民都知道录取通知书带来的意义———村里的大学生从此将摆脱“农民”的标签，进城去。

“70后”王烨，对这种心情有着深刻的体会。1994年王烨考入中国海洋大学，原籍为江苏盐城某村，在他那个年代的奋斗史上，“农转非”是一个农村人成功的标志，“进城去”是村中有志青年的理想标杆。

但“农转非”并非轻而易举，横在眼前的是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籍和非农村籍的居民被区别对待。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

但这个条例却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也限制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法律高墙令农民难以逾越。

河北省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某乡镇干部苏建国回忆，那个年代“农转非”的热度今非昔比。在他14岁那年，本响应国家号召，随着其祖母回到农村。但回去没多久，他的父母就意识到“孩子户口怎么能回农村”，就托人找关系想方设法又把他的户口调回县城。

想到此，苏建国感慨：“如果当时回不到城里，我现在可能还在种地。”在他看来，一纸户口改变了他的命运。

苏建国说，在那个年代，农业户口相对非农户口的劣势在于：不能被安排工作，种地挣到的钱比城里人的工资低得多；单位招工几乎清一色地要求有非农户口；没有退休工资，只能靠子女养老；看病得自己花钱，不像城里人有单位报销；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条件太落后；农业户口当兵的条件比非农户口要苛刻；农业户口的小伙子找不到老婆，村里的姑娘都想嫁非农户口的人。

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门槛，将非农户口催生成了香饽饽。苏建国回忆，当时若想转为非农户口，政策上只有三种途径：考学、当兵提干和城镇居民的自然减员。

成功通过“考学”摆脱“农民”身份的王烨显然要比张才玲要幸运得多，当时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还是“分配工作”。一出校门就是“干部身份”，“家里也高兴少交一个人的农业税，那时非农户口的待遇要好得多”。

2 回农村回不去

苏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进城去”的渴求在延续将近40年后，如今却180度大转弯———以前求他帮忙的是想转成非农户口的农村人，现在却是非农户口的人想要回农村。

农业户口成为了抢手货。苏建国觉得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发展的强力政策支持。

自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7年出台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涉及惠农资金、农产品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干部选拔、城镇化改革、农村教育、家电下乡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惠农政策指导。

“现在农村的优惠政策比之以前，变化非常大！”苏建国说，近年来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变化是，凡有农业户口的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几千元；符合年龄条件的村里人，自费1/3购买了养老保险，以后即可每月最低领到350元养老金，但非农户口的人要自己买养老保险；现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由村里交，每年可报销不超过两万余元的住院费用；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且村委会还会每年用数十万元支持学校建设；垃圾费、治安费也不用农民负担……

除此之外，农村里分配的宅基地和土地是另一块诱人的蛋糕。苏建国分析：“他们(想户口返村的人)大多冲着土地而来。”

毕业于河北体育学院的农村大学生周长军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想法，今年毕业后，他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户口被自动迁回了老家所在地碾子峪乡。这是一个城镇户口，周长军却想要一个可以回到村里的农业户口。

因为没有农业户口，周长军就无权继承父母的宅基地。如果父母去世，他只能在合同期限内使用父母承包的土地，也享受不到为农民发放的各种补贴。倘若政府在村中征地，他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周长军面临的困境在于，“我大学毕业，没有工作，还有可能失去我的土地”。

在就业困难、土地需求量增大的时代背景下，“回农村”成为农村大学生们对生活所寄望的最后途径。

但事实上，“回农村”可能比“进城去”更难。

王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农村政策好了是显而易见的，村里肯定不愿意有人回去分土地。如果被征地了，能拿到很多赔偿金。如果自己种地，不收农业税了，每亩都有补贴，可以种点菜和水果，致富很容易。现在我们那里的户口就像北京户口，很难弄的。”

在一个名为“农转非的家”的QQ群中，聚集着190名“‘农转非’后想要‘非转农’”的成员，其中不乏出身农村的大学生，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想回农村，但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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