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上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教育改革分会场上，零零散散有20%以上座位是空的。

是因为“经济峰会”的现场没有多少人关注教育？还是因为并行的一个分会场的主题是房地产？答案显然是后者。

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坦·古斯比调侃的那样，那些选择去听中国房价而不来教育分论坛的人，一定犯了个大错，因为“教育体系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最全局性的一个体制”。

当然，更因为中国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带来事关中国教育未来的大新闻——

中国的高考()要改革，分为普通高考和职业高考，同时中国的普通大学（除去中国官方定义的“211”、“985”的重点高等学府外）将会有700多所转为职业教育为主。

这也就是说，在2000年左右淡出中国青年人教育选项的众多中专、高职等技术类学院将重新回归中国的教育主舞台。这样的改革措施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纠正。

近10几年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一直处于尴尬的“鸡肋”状态。

从政府的职业资格认证，到企业方的就业接收，还有社会对蓝领工人的认可程度，职业教育的评价都不是理想的。虽然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上，普通大学的就业率是77%，而职业教育的就业率是95%，但这并一定不代表受两种教育的毕业生收入的对比。而且，大多数选择职业教育的年轻人，往往是在普通高等教育的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当做无奈选择进入职校的。

而鲁昕将职业教育改革定位于将引领“中国教育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信号，无疑将从很多方面改变职业教育的现状：

又有一些学校将要更名，一些被合并的学校也许又分离了出来，一些新鲜的带有技术、技能教育特色的“工场”会出现在校园里，一些企业和校园的距离也将拉近，毕业生也同样会多了起来……

短期而言，正如这一改革所期待的，职业教育能够解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断层的问题，因为这一方案给予了企业参与专业需求的设定。但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能否持续？其到底应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占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的经济学家古斯比有不同的看法，他对职业教育在美国的贡献率并没有太多的赞扬。相反，他更希望和中国的决策者分享职业教育的“短视而多变”的弱点。

他说：“大家希望能够设计一个职业教育体系，让人们能够获得必要的技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十年之内，人们所需要的工作技能是会发生巨大变化的。”

目前美国的很多就业岗位在30年前并不存在，因此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由市场信号去引导变化的领域，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必然不是几年的类似大学教育可以完成的。而他对美国职业教育的最大担忧则是通过对研究性大学的推崇来体现的。

古斯比说，美国最顶级的前100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这些研究型的大学当中来推出很多新的创意，美国很多的产业集群区都是围绕着这些研究型大学的。而职业教育究竟能提供多少的创新，并经济发展和转型供应头脑，则还需要更多的讨论。

来自职业教育母国德国的罗兰·贝格，则介绍了德国历史悠久的职业教育体系，他认为这个起于1897年针对手工艺行业的复杂职业教育体系，“模仿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这种难度，对中国要实行的现代职业教育而言，也许会更高。但功利的倾向至今未脱。更何况要和中国所有的改革一样，以“市场化为导向”而如何市场化还不清楚的职业教育改革，而古斯比提出的美国教育成功的很重要一点则是几乎没有来自政府的计划和安排。

可惜，这场讨论没有开放记者的提问，想必很多人都想知道这样一个关涉上千所学校，影响几代人的教育转型在中国决策者的时间表里是多长时间。个人倒是希望教育的改革不要像城镇化规划那样，呈现一个几年就要实现的目标。

教育转型，还要留给社会培育能够承担授业责任的师傅的时间，留给职业教育养成合理教学方式的时间。更重要的是，首先还需要弄明白中国改革还需要怎么“市场化”，教育更容不得“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