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琳达（化名）是NU SKIN大中华区驻上海的员工，她所在的公司马上要搬迁。因美国总部看好中国市场，决定耗资3亿元在上海郊区建设美国总部外的首个区域总部。

虽然占地三万多平方米的新总部园区的三维图漂亮通透，老板也常向他们勾勒未来舒适宽敞而人性化的办公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只需要背一个包、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可以在花园或者其他喜欢的地方办公，这比现在局促在市中心的写字楼要好上百倍，不过生活在上海市区的琳达却很担心在郊区工作不能很好照顾家人。

如同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而多次迁居一样，不少公司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搬迁的需求，不过公司的搬迁远不像是信笺纸上地址变动和电话更改那么简单，如果运筹得当，会让公司未来的发展如虎添翼，但若未充分、通盘地考量，很可能会损失整体生产力。

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考虑到可能会给员工带来不便，公司也会给员工提供班车、饮食等各种帮助甚至还会有托儿所照顾孩子等人性化设施。”一家即将搬迁的美资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谈到即将的搬迁时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重要的是新址为公司未来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产能可支持未来销售业绩10倍的成长。并且整合了科研中心、生产基地、体验中心和大中华总部大楼，能使各环节密切配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各部门间紧密的沟通和协作也将使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相对于上述发展需求的搬迁，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内宜宾纸业的搬迁更为迫切，除了考虑通过搬迁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装备，提升装备自动化水平，环保问题也是一直套在其头上的一道紧箍。

然而公司经历搬迁的原因还有很多，安邦集团（ANBOUND）研究部研究员何莲总结分为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其中外因主要是政策性原因，如相关企业在工业园区集体落户，形成聚集效应，政府提供相关税收优惠，打造产业集群，中关村、张江高科园、苏州工业园等集聚的众多企业就是此例；还有一些政府规划用地导致的企业搬迁，比如一些乡镇企业的搬迁。

产业整体迁移也是外部原因之一，有的企业因为东部劳动力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的提升，制造业产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有的企业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制造业产业整体迁移，如东部企业西迁；还比如不久前哈尔滨市20家汽车营销店整体迁移从而有效促进汽车营销产业业态整合、产业集聚和健康发展。

另一部分企业搬迁是出于企业战略需求的内因，为配合政策（比如产业转移进行的搬迁）以及公司业务发展，实现资源整合，衔接相关产业，何莲说，比如三一重工在搬迁中就强调了企业战略问题。

此外还有成本管控导致的搬迁，受制于地租成本，很多一线城市企业只保留总部，其余的厂房搬迁到周边政策和价格相对优厚的地方。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民营企业就开始将总部纷纷迁至大城市，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等，都将总部迁到上海；广东顺德的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湖南远大、山东的浪潮集团迁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