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国家版三十条”：民办教育监管改革破题在即

“国家对民办学校的一些优惠政策尚未落到实处，主要原因是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与政策之间衔接不够。”11月6日，教育部分管民办教育的副部长鲁昕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大会上说。在她看来，分类是协调各部门落实优惠政策的基础。

而有参与“三十条”起草的相关人士用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来解释：先把民办教育这匹马扶上正轨，然后再在屁股上拍一巴掌，让它快点走。

不过，部分民办教育从业者对官方的上述“苦衷”并不认同。

有出资人对记者直言，“你政府此前的扶持政策都还没有兑现呢，现在又要谈什么分类扶持，谁会相信？”他说，“规范措施是地毯式一个都不能少，支持政策是只刮风不下雨。”

更多的民办教育从业者则呼吁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要再对公办和民办教育搞“差别化政策”。

致诚学校是宁波当地一家以标榜国际化教育理念知名的民办学校。经过连续3年的申请，学校在去年拿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IB课程（IB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是国际文凭组织为高中生设计的为期两年的课程），该课程在当地反响不错。为加快国际化办学，今年学校又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了一个跟美国学校合作的项目。

“跟我们一起报上去的都是宁波市的公办校，我自己花了很多的力气报到了省里，但在省里首先把我们刷下来，把公办学校都留下了。”学校创始人陈辉说。

这样的经历令这位办学十余年的女校长颇感郁闷，她坦言自己并不反对分类管理政策的出台，但对分类管理实行后，学校是否能有足够的自主办学空间仍表示“十分质疑”。

“协会”浮出水面

如所有公共政策出台一样，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总是在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两者相互追逐，相互影响。

2010年，有着“新教改”纲领文件之称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明确提出“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随即该项改革步入快车道。

同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被列为四项重点改革任务之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位列“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子项之下。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为试点地区和单位，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办法。

其实，早在去年5月，教育部已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民办教育专题规划》。据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上述两份文件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数次召集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

也正是在此时，民办教育业者开始站出来发声。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1.9万所，在校生达3393万人，民办学校的出资人、举办者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在监管政策重大变动之际，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下文简称“协会”）为首的行业中介组织率先发力。

这家成立于2008年5月的协会，颇具官方色彩。其首任会长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陶西平，现任会长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

此前，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起草之际，协会其实已有抢眼表现。据教育部相关人士透露，当时决策层曾将“分类管理”作为“办学体制改革”一章的核心内容提出，正是由于协会强烈反对，起草者不得已采取折衷之策，将“分类管理”改以试点方式推进。

此番“三十条”草拟，协会作为被监管者代表参与了整个政策的制订过程，并多次提出了符合自己利益的诉求，与决策层展开“积极互动”。

有协会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了这一过程：

早在今年2月，协会就在京召开了一场民办教育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围绕“三十条”和《民办教育专题规划》草案进行研讨。负责文件起草的教育部相关司局负责人都有出席，包括发展规划司司长谢焕忠，副司长宋德民，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金平一等。

“协会这边来的主要是各省市区协会的负责人，来得不少，还邀请了些民办教育方面的专家，加起来有100多人。”上述协会内部人士称。在会上，大家提出很多反对意见，核心观点认为现在搞分类管理“不符合中国国情”，会影响民办教育发展。

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召集包括上海、广东、浙江、辽宁等全国七八个省市的民办教育协会负责人进京，听取他们对于“三十条”第14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