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闹风波”中的抗议者

胡杨，北京异地高考抗议者中的一名普通家长。她原本都在新疆工作，2004年，丈夫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将一家人落户上海，又被公司派驻北京工作。胡杨的孩子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读书。2009年，孩子升入小学五年级，胡杨开始为孩子升初中的事情头疼不已：丈夫不能放弃工作，所以只有两地分居，由胡杨独自将孩子带往上海读书。

和胡杨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她是个开朗而热情的人，甚至思考方式有点直线条。和孩子到了上海后，胡杨一直在寻找北京放开升学户籍限制的政策可能，以让一家人团聚。2009年2月，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署名张东翠的批评文章。文章抨击了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认为全国不均衡的教育制度必须打破。胡杨通过编辑联络上了这位张东翠，她这才得知，这位叫做张东翠的中年妇女，是一位从温州来到北京的上访户。她的孩子陪伴在她身边，也在北京读书，成绩很好却无法继续升入高中。长年的上访经验让张东翠养成了凡事都要争取的习惯。经过长时间调查，她推出了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受到学者胡星斗、于建嵘、范亚峰、李方平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胡杨所看到的那篇文章，正是胡星斗执笔，以张东翠名义发表的。张东翠在电话里对胡杨说，你回来北京吧，我天天和教育部、教委辩论，我们一起来争取，孩子的问题肯定能解决。

依照2009年的政策，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依然都不能进居住地的公办中学，只能进费用昂贵的民办学校。在北京，私立中学的学费一年五六万，三年至少十五万，这笔钱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轻松。原本就不想与家庭分开的胡杨决定回到北京，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水平，还能交的起北京的借读费。另一方面，孩子还小，她为什么不试图再争取一下？她当时也不会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通过网络，张东翠和胡杨寻找到了四五位与他们有着相似问题的学生家长。她们在向相关法律人士咨询后获知，反映问题的唯一渠道，是北京市教委的上访办。家长们向教委指出，北京市“小升初”问题的门槛已经违背了宪法中关于义务教育的条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家长们开始向北京市教委上访反映问题后不久，2010年五一节过后，北京市政府就废除了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北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孩子从此可以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可以参与推优、参加特长考试。这一决策与家长们的抗议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依然是个谜，毕竟，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数多年呈下降趋势，公立学校已多在裁撤并校，这意味着北京已有充足的教育资源满足外地孩子的需求。二来，家长们对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有着更为坚实的法理基础。有趣的是，在小升初政策出台后，参与抗议的家长们给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分别送了一面锦旗。两教委虽然收下了锦旗，但都没挂出来。

“小升初”的胜利，鼓励了这些家长。同时也刺激了他们心中的隐痛：北京的居住“绿卡”制度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者，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同时北京市高考招生政策又规定非北京户籍无法在京参加高考。所以持有“绿卡”父母的子女在北京上完初中、高中以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即使他们选择回原籍地，由于多数地方规定必须在当地上满三年高中拥有当地学籍才可以参加高考。所以，如果非京籍孩子不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就读，他们将面临无处高考的窘境。

面对着政策和孩子成长之间的矛盾，初战告捷的家长们，开始尝试挑战高考制度。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抗议手段更为丰富，包括公民联合签名、媒体呼吁、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方案、召开各界研讨会、与教育管理部门协商、提起法律诉讼等。家长们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制定了一份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民间《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提出“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的教育机会，户籍与学籍分开，以学籍为主要条件”的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解决思路。

每到周末，家长们就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餐饮街等外来居民集中的地区，向这些可能有着同样困境的“外地人”宣传自己的建议思路，邀请认同他们理念的人签名。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有志于此的家长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四五人，迅速成长到五六十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截至2012年6月，这群家长已征集到了103697个签名。他们将签名装订成10大本签名册，送往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家长们认为，只要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就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更大重视。

然而这一次，家长们受到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政策条例的桎梏，而是来自另一个人群的社会压力。2012年3月10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面对两个利益主体，教育部的原则是，第一要保证既得利益，第二处理好增长利益。随即第二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年内教育部将就异地高考问题出台指导意见，十个月内各地区将具体出台实施办法。这个模糊不清的说法，表明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和“增长利益”之间的矛盾，尚无明确的解决思路。但是对于教育政策变动所要触及的人群利益，政策制定方却是相当心知肚明的。

按照2011年末的统计，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已达2018.6人，远远超过了2004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所规定的“争取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标准，这其中，非户籍人口为742.2万人，且保持着年均10%的增速。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一系列治理问题，无不与不断膨胀的人口与无法跟上这一膨胀速度的城市管理能力相关。污染的环境、糟糕的交通，以及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让北京上海的本地户籍人口——尤其是那些自小在此长大的“北京人””上海人”感受到了压力。

从2010年开始，在争取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三年里，这群争取“高考权”的家长已经与本地户籍家长进行过数次交锋。在教育部将异地高考政策提上日程之间，这些争执还仅仅见于零星的网络与媒体辩论。然而2012年后，冲突开始升级了。持不同意见者，也开始逐渐组织了起来。

在北京，一群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聚集在百度国安贴吧中，自发开展了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他们将外地家长争取高考权的上访行为称为“异闹”（异地高考闹事者），并把网络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标识下还绘有一个被啃食的幼苗，象征着外地人对本地学生权益的侵蚀。在上海，出于相似的理由，本地人在网络上结成了“守沪者同盟”，并通过向北京的“反异闹”群体表示了声援。2012年9月，在外地家长们上访时，双方甚至在教委上访办门口发生了肢体冲突。

双方在理念上的分歧，可于外地家长中流传的一则笑谈中得见：据说“反异闹”群体同样给教委送去了锦旗，表扬他们在维护北京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南方周末》曾在报道中，将这群“异闹”反对者称之为“京籍非家长”，认为他们忧心于外地人对北京资源的侵占，看不到外地家长的实际难处。将他们描述为一群满怀乡愁的地域主义者。

“反异闹”群体对于放开高考限制的批评，确与他们近些年来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变直接相关。北京女子阿庆，网名“深夜走过长安街”，她在自己的博客中致力于维护北京籍人群的高考权益。她甚至为此“约辩”为异地高考运动提供法律咨询和舆论支持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她看来，放开异地高考，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了子女就学的门槛，早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人口将进一步膨胀。阿庆认为，2004年河南郑州开放户籍开放后又紧急关闭，2005年北京开放购车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即是相似的例证。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着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阿庆在与张千帆辩论时讲到。在乡愁的情感支持之外，“反异闹”群体也有一整套基于现实的理论支持。

阿庆在博客中说，2006、2007年时参加北京高考的本地生源比例很高，绝大多数考生至少在北京接受了6年中学教育。但此后，外地生源参加北京高考的比例逐年增加，“每年的变化都非常明显，不少外地考生是高二甚至高三时才把学籍转到北京。一个北大的学生告诉我，他住的楼层有4个北京本地生源，但只有他一个人说北京话。”因此，在全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北京这一块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洼地，必然吸引大量的高考移民。进一步加重全国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性。

在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反异闹”群体认为，放开竞争，只会有利于全中国的有钱有势，他们将合法地利用自己本身已具备的优势社会资源，轻易地将孩子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就读。由于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性，这两地的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这是在网络辩论中，两地高考权益的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

这一点，外地家长们并不赞同，正如张千帆在与阿庆的辩论中所言，造成这种资源不均衡的，正是北京上海等地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的高考特权所致。继续坚持基于户口制度的高考限制，无异于为了治洪而筑起超过地平面的大坝。唯有打破这种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更为公平的高等考试制度，才是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