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历史学者“资深教授”头衔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既因章开沅名声之隆，也因他是中国社科界中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尽管章开沅此举带有“个人选择”的意味，可它引发了众多解读，而最主要的，就是围绕院士、资深教授等制度的改革。

　　资深教授抑或院士头衔，对个人而言，是不菲的津贴；对团队而言，是更大概率的项目中标；对学校而言，是影响排名的重要指标。正因如此，学术头衔成了“香饽饽”，一些院士、资深教授在利益挟持下，也很难全身而退。

　　学者李侠曾对院士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两院院士的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科研能力退化可想而知。学术头衔与学术能力无法形成联动衔接机制，这势必导致院士、资深教授等名号的异化。而附带利益的裹挟，更是让其很难纯粹地归于学术本位。

　　平心而论，在现行制度下，将经费支持与学术头衔挂钩，从概率上更符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宗旨。学术头衔与附带利益脱钩，未必适合现在国家在科研上的财政投入水平和科研需求情况。

　　在院士、资深教授等头衔与附带利益难脱钩的前提下，实现其退休和退出机制，也就不可回避。三中全会《决定》中专门对此进行了论述，但眼下实际配套政策还未出台。章开沅的请辞，迈出了个人自愿退休的一步，但若无制度呼应，这很可能只是个个例。所以，公众才会期许，章开沅请辞能尽快催熟退出机制。

　　除了自愿退休与学术不端等特殊情况，还应对获得荣誉者的年龄、近期学术成果进行详尽规定，对年龄偏大者提供退休待遇，可提供津贴，但不再提供科研项目。对学术成果影响降低者进行强制退出，鼓励更多有学术创新能力的学者进入。抑或干脆对学术头衔附上一定的有效期，超出有效期后需要重新申请。这样，也能实现学术头衔的流动竞争机制。

　　假以时日，当学术头衔真正流转起来，一方面它能倒逼客观评价体系的健全，另一方面，也能促使科研经费的投入不再盲目附着于各种“名号”，而是投向真正需要的人。(北京大学学生 周宇诗)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