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现担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他称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见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职校的“美誉度”，一直是个传说。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令人深思：据统计，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母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于此背景观之，领导子女基本不上职校，或者可以得到理解。

　　领导子女不爱职校的背后，是职业教育问题的昭然。在现代社会，职业教育对于国民经济及社会的意义，毋庸赘言。譬如德国的工业设计与制造享誉世界，其核心支撑就是德国扎实完备的职业教育，中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继续进行职业教育。我们自然也看到，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培养了7265万技术技能人才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成为支撑中国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大军，但另一方面，我国职教仍存在创意乏力、山寨横行、技术滞后等诸多短板。

　　眼下的职业教育，就算家长有支持与鼓励的决心，估计也不会贸然将孩子送去职校发展。繁复的道理，不过是几个现实的问题：一者，职校有提前招录、自主招生的胆识与底气吗？职业教育发展了这么多年，不说与北大清华比，实力与档次上，又有几所职业院校能与省级重点高校抗衡媲美？二者，如果职业教育前景很好，那么，公务员()招录为何对其红灯不止、户籍制度为何迟迟不愿对其拆除藩篱？至于在职业上升通道上，更是举步维艰。三者，在经费、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的倾斜又有多少？在诸多软硬条件的限制下，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差距有多大？

　　职业教育是中国制造的基石。但职教的春天，不是等来的、不是喊来的，它必须有提升能力与地位的系统相匹配。逆转职校“软骨”的现实，从来没有捷径。　邓海建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