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不久的林毅夫，回到了他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连续推出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在世界银行工作这四年，有哪些感受？近日，围绕相关话题，林毅夫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我在世行两年间”，是本报两年前拟定的采访林毅夫的题目，当时，身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来沪参加学术论坛，其间原本答应了本报的采访要求，后来因为其行程临时有变，才使采访搁置下来。

这一搁，就是又一个两年。两年后的今天，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不久，回到了他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推出了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再度为学界所关注。

在世界银行四年期间的工作感受，是许多人希望回国后的林毅夫回答的最主要问题；今年国庆短暂来沪期间，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林毅夫谈论的所有话题，也几乎都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他还是那么谦逊，认为自己能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机会；他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了新期待，在他看来，“从全球经济板块大调整看，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理直气壮，尤其需要理论创新，否则仅能按人家的音乐跳舞，处处被动。”为此，他特别强调国际人才储备的重要。

依据林毅夫的分析，“国际经济板块的变化会加速，发达国家会陷入比较长时期的经济疲软，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潜力，避免自身体制的弊病，其经济权重会快速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他依然感叹“能够在国际舞台参与治理的人才在我国还是太少，国际治理的主导权现在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适应国际规则，然后逐步来改变它，是他所认可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要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事实上，他坚持自己多年前所形成的一个判断，认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转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所发生的经济现象是全球的大现象。世行工作四年，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在林毅夫身上显得更为强烈。

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

文汇报：到世行工作后，很多人想了解您在世行工作的感受；从世行归来，您近期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等多部新著，《从西潮到东风》一书，副题就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所以，还是请您向我们的读者先说说您在世行四年的感受吧。

林毅夫：我到世行四年，首先一个感受，可谓“水涨船高”，因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应该就是对世行工作四年所做的一个理论总结吧？

林毅夫：我到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和经济运行规律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像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理论创新因此显得非常紧迫。

文汇报：《从西潮到东风》的书名背后，有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和分析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上“看走眼”，除了原有理论工具箱里的工具不够完备外，是否还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林毅夫：出现这样的局面，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是在“瞎子摸象”。事实上，如果2003年后经济学界能透过相关现象找到更根本原因，也许可以化解或缓解全球金融危机了。当然，舆论界的“鹦鹉学舌”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汇报：从方法论上讲，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否受西方原有主流理论浸染更深，因而“别开生面”更显其难？

林毅夫：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长期有“西天取经”的想法不奇怪。现在来看，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必然趋势。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写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提出，中国学者用规范的方法对本土问题深入研究，将来的成果必然是国际化的，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可能会转到中国来，经济学大师未来可能有很多来自中国，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或者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文汇报：在中国经济学界，矢志致力于方法论和理论创新，是否成了众多学者的共识？

林毅夫：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中国，这一进程可能会快，也可能会慢，关键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加以倡导和推动。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障碍。比如，要运用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但是对中国现象了解的人，其研究不见得符合国际普遍接受的研究规范，而符合国际规范的学者，因为评价体系的关系，往往更多地为了升等和晋级，倾向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此作为激励，其中更多是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并比拼研究技巧。可以说，目前的激励结构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需要更多的人来倡导研究本土问题，并且采取与本土问题的研究相匹配的方法，如此，才可能使经济学研究中心更早转移到中国来。无论如何，这种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问题现在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的金矿，为此，既需要学界的倡导，也需要培养相应能力。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出一两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