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崔永元就适应了报社的生活：约稿、画版、校对、去印厂、卸车……一周一个流程，干下来还挺紧张。有时候，看着年轻伙伴戴着套袖出出进进，崔永元的心里也找到了一些平衡，会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但事儿就坏在虚荣心上。”

因为《广播节目报》属于服务性质，只刊登节目时间表、节目介绍等内容，在台里开会时甚至都不常被提起，慢慢的，崔永元开始觉得自己只是个“二等公民”。“一个班毕业，谁也不比谁差，但别人四处采访，骄傲地宣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们进进出出、走南闯北，我呢，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鲜明的对比，让崔永元心里有了怨气，也越发觉得无聊。

更多的时候，崔永元会选择回家向父母倒苦水。“为人父母者，都对自己的子女有最大的耐心。我母亲常年做居委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套，一张嘴，总能让节目报‘升格’，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做政委的父亲退休后不太搞言传，开始琢磨身教，总会像邮递员一样把我办的报纸塞得满院子都是。”

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

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

开拓中国的“脱口秀”

1992年底，崔永元经同学引荐，有机会参与了央视《东方时空》的筹办和策划事宜。

一天，崔永元的同学时间忽然找到他：“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什么节目？”“《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当时，崔永元只是很含糊地应付了一下。

那天晚上，崔永元回到家，站到镜子面前，越照越没有信心：“如果有一天，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就这样，崔永元选择了放弃。

1996年3 月，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让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

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还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连试镜十几位主持人，到节目开播前几天，还是觉得不够满意。大家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时间突然又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一头雾水的崔永元这次决定去试试。

第一个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录制的头一天晚上，崔永元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背个不停。“第二天，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但腿一直在哆嗦。我当时就想，先上去说一段，要是成，我就接着说，不成，立马打道回府，再也不干这个。”

节目开录，崔永元上场，和大家问好，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和离得近的人握手，开始入题。其间，偶尔插个笑话，立时赢得满堂笑声，效果非常好……

样片一共做了5期，台领导终于拍板：就是崔永元了。就这样，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实话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播出，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

崔永元的校友、现为浙江电视台著名制片人的亚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天生有一种平民感，放在人群里几乎找不出来，却又很有想法，有一种冷幽默和极强的现场控制能力。”据她分析，这似乎也是崔永元能让《实话实说》打响的最大原因。更有专家评价说：“《实话实说》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无疑具有拓荒性。”

于是，半年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了央视的名牌栏目，崔永元也随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1999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根据《实话实说》栏目形式编排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次年年底，《实话实说》被调整到央视一套周日的黄金档播出……

但崔永元总是开玩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不算好，因为拗口，所以不好记，以至于我的名字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数百次，还是没有多少人记得，人们还是习惯喊我‘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