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将、莫邪奉命铸剑，却屡炼不成。最后二人舍身跳入火炉，终于炼出传世宝剑。

　　“我非常敬佩他们的精神。”戴逸说。

　　此时距他2002年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已逾10年。如今，计划总字数达3000万字的清史，已有90%的初稿到位，但依然不能轻言功成。

　　10年来，他担当重任，未敢少歇。他与修清史最早结缘，是在53年前，而直到2002年，他才终于梦圆。这个梦做得太久，他格外珍惜。

　　尽管他曾担心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胜任，但在同行眼中，他负得起这样的担当。自1978年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后，戴逸全身心投入到清史研究中，20多年来，他著作等身，成为清史研究的旗帜，人们称誉他为清史大家。

　　1912年，宣统逊位。在归于尘卷90年之后的2002年，大清终于迎来了它的修史之人。

　　对历史，从少年迷到白首

　　1946年，戴逸20岁的时候，干了一件即便放在今天，也足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他从上海交大退学了。那时候他已经在铁路管理系读完大二，还有两年就要毕业。但是他重新考试，转投北大，从大一读起。

　　不为别的，只因为北大有他向往的史学系。

　　那年夏天，戴逸宿舍楼下突然来了一群青年学生，到处张贴布告。原来抗战胜利后从昆明回迁北平的北京大学，要借用交大的教室招收新生。那时戴逸常常感到与理工科格格不入，非常难受。如今北大回迁招生，他萌生了转投北大的念头。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是毕业就失业。亲朋好友一致反对，但戴逸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转投北大史学系。

　　“童年时代起的兴趣和爱好，使我走上了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选择历史，我无怨无悔。”戴逸说。

　　他对历史的痴迷，始于小人书。常熟城内，常有走街串巷的租书人，担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家里给的几个铜板，都被戴逸用在了租书上。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故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每本历史故事书，他都看得津津有味。不仅如此，他还痴迷于小说、评书、京戏。有一次他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10点钟，急得家里人到处找他。

　　读高中后，他又遇到了杨毅庵老师。杨毅庵出身无锡国学专修馆，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每次讲课，杨毅庵指点千秋，纵横古今，16岁的戴逸听得如痴如醉。杨毅庵对这个颇具灵气的学生也十分喜爱，到了寒暑假，杨毅庵每天都把戴逸叫到家中补习课程。在杨毅庵的指导下，戴逸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后来只因沦陷区没有好的文科大学，他不得已才去了上海交大。

　　1948年，他因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出走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就读。年底分配工作，他提笔就写“历史研究”，于是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党史专家胡华的领导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他对历史，从少年迷到白首。他说，生活中常有球迷、棋迷、戏迷、歌迷、影迷，读书、作研究也有许多入迷的人，他就是其中一个。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别人把这话写给心上的姑娘，他把它拿来形容自己对历史的感情：“学者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具有深厚的感情，甚至达到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程度，全部的心思都专注在学问上，其他事情上则心不在焉。”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感情，第一次见到记者，他开口就问：“你想找我问什么呢？”

　　记者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自问自答：“我们来谈谈对清朝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吧！”

　　他倚在椅子上，开始讲清朝的文治武功。那一刻，他就像回到了少年时代，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历史的说书人。

　　当历史被误解，不能无动于衷

　　戴逸坚持着自己的“史德”：“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

　　也正因此，在戴逸眼里，该如何认识清朝，是“一项很急迫的工作”。

　　急迫？这有什么急迫的？

　　史学界公认，中国历史中有三个盛世，一是始于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持续130多年；第二个盛世始于唐朝“贞观之治”，持续120多年；第三即为“康雍乾盛世”，长达134年。但传统观点也认为，汉、唐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己经开始衰落，虽也是盛世，但不及汉唐。

　　但戴逸认为，“康雍乾盛世”才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他眼里的大清，尽管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但它的文治武功、社会发展，终于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攀上了顶峰，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

　　“在清朝，中国人口突破3亿，整个欧洲也没有那么多。在没有现代工业的传统社会里，这需要极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养活3亿人口。清朝还完成了许多宏大的文化工程。在康雍乾时期，中国多次出兵与外来势力和分裂势力斗争，巩固了国家疆域，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持续千年的战争，在这时画上句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终于形成……”

　　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灭亡不过刚满百年，今人对它的认识就有些“跑偏”，身为历史学家的他当然感到急迫，“清朝拥有近30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可是现在大多数人对清朝，仍有很大误解，一提起清朝，就是腐朽落后，处处挨打”。

　　他是搞历史的，当历史被今人误解，他无法无动于衷。“你总要知道你生活的这片土地，都经历了什么，它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更深地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和民族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

　　也正是执著于历史真相的探寻，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细节。几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山西发现八十余封北洋军政要员信札》，写信人物均为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员，所谈事为当时重要事件，他深恐这些珍贵资料或有散失，立刻和报社联系，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不知这些信函现存于何处？保管者何人或何单位？地址电话邮编为何？”

　　在写作《乾隆帝及其时代》的时候，戴逸已年过花甲。为了写好这本著作，戴逸把1500多卷的《清实录·高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做了十几本读书笔记。乾隆数万首诗词文章，戴逸也一篇不落，摘抄制成卡片。戴逸以世界史的视野，以乾隆80多年生命之旅为切入点，广泛搜罗中外文献与档案，一个在世界剧变的前夜，既成全了大清辉煌顶点，又为其最终衰败埋下祸根的乾隆皇帝，展现在世人面前。

　　后有书评曰：“它严密的考据与优美的叙事相结合，并且引入世界历史的变幻节奏，在中外互动中给人以历史感悟，让人认识到乾隆帝当时的天朝心态及其致命伤，进而在反思中华帝国晚期封闭格局的同时，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

　　用思想体现历史的意义

　　弟子们想起跟随戴逸求学的岁月，最常提起的是前往他家中和他谈话的场景。

　　戴逸的家在北京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院内，那里以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区，庭院虽然古色古香，但都是老楼，居住条件实在谈不上舒适。

　　戴逸1996届的博士生迟云飞还记得当年去老师家的情景：“一进去，就发现狭小的两室一厅摆满了书，连坐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很多书放不下，还搬去了老师女儿家里。后来清史研究所为老师腾了一间办公室，才算在家里腾出了点空间。”

　　当年，就是在这满屋书香中，弟子们和戴逸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戴逸为人随和，又极为健谈。山西大学现任副校长行龙，1995年投到戴逸门下读博，这样回忆当年和老师谈话的情形：“每次去家里，我会跟他坐在客厅的黑皮沙发上闲聊，学问、工作、生活无所不谈，吃饭、喝水、抽烟无所顾忌。近距离地呆在他面前，贴着他的耳朵说话，甚至干脆扶着他的手臂开玩笑，对我都是一种幸福。”

　　弟子们爱和戴逸聊天，不仅是由于他的随和，更是因为他的睿智。戴逸在历史研究中展现出的宏观研究视野让迟云飞受益匪浅，“按学界通行做法，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为古代史和近代史，以往大家都是各取一头研究，戴老师则是对整个清朝进行研究，而且他还把清朝的历史放在世界背景下考量，视野极为开阔”。

　　上世纪90年代，戴逸主持“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课题，最终出版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九卷著作，轰动学界。

　　随着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人类历史在18世纪突然加速，东西方文明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碰撞、斗争。当西方的生产力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的时候，中国还正处于天朝上国的顶点，不论是东方西方，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差点一蹶不振。人类也为这种文明之间的大冲撞，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深入了解那时的清朝和世界，能帮助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更好地推动人类的进步。”戴逸说。

　　戴逸曾总结了当代历史学家应具备的四种素质：资料、思想、文采、道德。他说：“要学会辨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研究工作要分析推理，从资料中找出规律。对于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几种素质里面，思想恐怕是最难的。一个问题的资料可以在几年之内找全，但思想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没有一种对探索人类命运的情怀，或许就不能真正体会到历史的意义。”迟云飞说。如今迟云飞已是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办)历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面对年轻的学子，迟云飞不断地向他们强调，作历史研究，一定要有探索人类命运的使命感。

　　老师老了，但老师的智慧没有老。戴逸曾经播下的思想的种子，就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修史历经三起三落

　　有时候戴逸会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因为学历史，他认识了很多人，而这些人总是能给他帮助，如果少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戴逸了。

　　他的第一位恩师杨毅庵，使戴逸由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初步奠定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戴逸曾回忆杨毅庵的讲授：“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他讲得头头是道。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骄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把16岁的我听得如痴如醉。”

　　来到北大史学系后，戴逸结识的郑天挺、胡适，又先后两次出手相救，让戴逸在生死关头转危为安。

　　一次，戴逸突患盲肠炎，盲肠穿孔，腹中大量积脓，然而校医院却要先交钱，才接收治疗。郑天挺接到同学急电后，当即通知医院接收戴逸，并免费为他治疗。戴逸在医院躺了40天，方才转危为安，出院后，郑天挺还给了他一笔生活费。戴逸说：“当时我马上就要死掉了，郑先生如果没有打这个电话，就没有戴逸这个人了。”

　　而胡适更是在戴逸面临成为政治犯危险的时候，把他捞了出来。1948年，戴逸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带到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当局审讯。胡适得到消息，赶忙写了一封信，跟对方说“这是个好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戴逸带着一个“保释在外，听候传信”的处理意见，被放了出来。由于时局危急，戴逸未敢久留，通过地下党迅速离开北京。

　　他跟吴晗的结识更有戏剧性。在北大期间，戴逸是搜集进步书籍的孑民图书馆的总干事，有一天，他听说吴晗有几本这样的书，于是直接上门索要。吴晗搞不清面前这个突然前来的年轻人的底细，自然一口回绝。

　　被拒绝了的戴逸却没有走，彼时他已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更在攻读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对明史专家，自然不能放过当面探讨的机会。一番交流之后，吴晗对戴逸的历史功底刮目相看。这一面之交，让吴晗对这个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解放后，已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并没有立刻认出戴逸，但当戴逸提起当年情景时，吴晗一下想起了他。也正因着这段缘份，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把修清史提上议程，周恩来委托吴晗组织人力，编纂清史，吴晗想起了刚刚30出头的戴逸，把他叫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只是由于正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此次修史的计划暂时搁置，但戴逸也自此与修清史结缘，随后1965年、1978年国家两次动议修清史，戴逸均未缺席。

　　别人家老头子到了这个年龄，正是遛鸟种花、下棋打牌的悠闲时候。可他不，他还在历史里用功。他说命运对他是很眷顾的，他一生中遇见了很多帮助他的人，他不能枉费了命运的垂青。

　　当他76岁时，命运再次眷顾了他。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清史工程，并任命他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从明洪武元年算起，近600年间，算上这次，国家修史只有4次，是真正的百年不遇。

　　曾跟自己共同畅想清史的吴晗、郭影秋已经离去，经历了修史三起三落的戴逸，终于在76岁那一年，圆梦大清史，他难抑激动：“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往后看”是为了未来

　　在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后，一向严谨的他曾表露心迹：“面对百年不遇的文化工程，我有喜有忧，最关心的是质量问题，最担心的也是质量问题。”

　　与过去修史不同，王朝修史，通常会设立史馆，人员全职参与。如今全国1600多人的修史队伍，实行的则是项目承包制，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兼职修史。清代留下的各类档案资料瀚如烟海，编纂计划中的一些内容，更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要想修出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史，难度极大。

　　按照清史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所有学术争论将由身为主任的戴逸负责定夺。委员会传记组组长、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说：“你能想象他的压力有多大吗？他的每一次决定，都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他已经86岁。他听人讲话，已经需要戴上助听器，他走路的步伐也变得迟缓，有时还需要拄着拐杖。

　　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松工作。他每天不断地读稿、审稿，看见一些经过几次校审的稿件，依然出现一些文字或者史实错误，他就会变得着急，“一篇稿子说太平军出金田，民众欢饮迎之。这怎么可能呢？早期太平军严禁饮酒，怎么能让老百姓去‘欢饮’呢？”

　　2012年3月下旬一个普通的清晨，戴逸又来到中关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地，就在这里的一栋写字楼里。

　　作为京城的繁华之地，中关村的清晨从来不缺喧闹。8点多钟的光景，衣着光鲜的白领们穿梭在高耸的写字楼之间。出售早点的地方，不论是卖汉堡咖啡的洋快餐店，还是摊煎饼果子的两轮推车，都挤满了人。每一辆进站的公交车，都会有一大群人一涌而出。

　　最新的时尚数码潮流在这里涌现，最前沿的高端产业在这里聚集。信息以光的形态沿着光纤光缆疾驰，概念在风险投资的助推下大跨步地成为现实。这里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切，瞄向的都是未来。

　　似乎发眉皆白的戴逸是个例外。

　　在那栋以“数码”命名的写字楼里，他穿着一件蓝布外套，一双纳底布鞋，拄着一根拐杖，步伐略显迟缓，来到位于12层的会议室。

　　今天要召开的是传记组的编务会。会议开始，戴逸和同行们交流起传记组最新的工作情况，并就一些学术争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玻璃幕墙将现世的喧嚣隔离于外。不大的会议室里，努尔哈赤、乾隆、曾国藩等人的名字在讨论中不断出现。

　　在戴逸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一个王朝的文治武功与迟暮落寞，和生活在它历史时空里的帝王将相和贩夫走卒一起，渐渐以前所未有的清晰面貌呈现。

　　外面的世界那么繁华，他们却在回头望。

　　有时有人质疑，这样有意义吗？清史需要那么着急去修吗？

　　“怎么会没意义呢？”他说，“一个国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就不会有未来。清代与现代中国息息相关，我们在那时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也在那时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在那时开始开眼看世界。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衰落？我们如今又将怎样实现民族复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历史不能告诉我们答案，但历史可以给我们一面明镜。所谓以史明鉴，即是如此。”

　　他们在往后看，可谁又能说，他们摸到的，不是未来的脉搏呢？记者 高毅哲

　　小传

　　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原名戴秉衡。

　　1944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微博)铁路管理系。

　　1946年，弃理从文，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1947年，参加进步社团南北社，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

　　1948年，遭国民党政府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解放区。为避免连累家人，改名“戴逸”。逸者，逃也。

　　同年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十七班学习。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后组成中国人民大学，在学校任教至今。

　　1951年，以笔名“王金穆”出版第一部著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1952年，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组建的中国历史教研室。

　　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出版，为其第一部代表作。

　　1966年后，被打成黑帮，随后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全体教职员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

　　1973年，返回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建立清史研究小组。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

　　1980年、1984年，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第二册出版。

　　1993年，专著《乾隆帝及其时代》出版。

　　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