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走完了他99岁的人生。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世界级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令人唏嘘——少年成名，但却因为种种因素，学术生涯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在他身上，浓缩了一代中国学人的坎坷历程。

2011年11月26日下午，由张培刚担任组委会主席、我担任执行主席的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三百多位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会议开始前，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张培刚教授默哀。凝重庄严的气氛里，饱含着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位为经济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的崇高敬意。

3天前，下午2时，张老走了。他带走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他是在1949年前已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辞世的一位。

张老是我的导师董辅礽教授的老师。董老师生前多次提到他的“恩师”张老对他的影响。我对张老的一些了解，很多是从我的恩师那里得到的。

30年的无奈

1946年秋，33岁的哈佛博士张培刚，应武汉大学(招生办)校长周鲠生之邀，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系主任。董辅礽先生此时刚刚考入武大经济系，成为张培刚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相差15岁。

据董老师回忆，他受到了张老的严格训练。一年半后，张培刚应邀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而董辅礽则成为积极的革命分子，成为武大地下党的主要成员，学生已经成为他的掩护身份。

1949年2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张培刚返回武大任教，等待解放。董辅礽积极参与了解放武汉的过程，在武汉市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他作为大学生代表上台致辞。张老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他们是旁观者和拥护者。

解放初，张培刚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培刚显然是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他也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1953年1月，他被调去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从经济学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说：“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他的夫人谭慧则说：“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

不过在当时，这一安排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重用。张培刚曾回忆说，华工第一期工程花费1400万人民币，他是统筹者。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

我不明白肃反与农业经济学怎么扯上关系的，第一次听张老讲课时，他在开场白里说：“我给大家讲国外经济学，也是回忆，我多年没用过了。我在搞基建，好在我能看懂图纸，也算专业对口吧。”

基建工作或许让他没有机会评论时弊，他不是右派，幸运地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这一段岁月，一直未见有记载。张老在《学海扁舟》论文集中剖析自己：“我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他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由于生于湖北红安农村，他的农活显然比那些城里出身的教授们干得好。他干什么都很认真，牛比别人养的也好。”谭慧老师说。

张培刚再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已是1978年了。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的编纂工作，这一年，他65岁。

此后，他的工作主要是讲授西方经济学。那时能系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不多，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武汉多所院校和中央省市各级机关。1980年，他与北大厉以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子，大都是从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

很显然，他不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当新政权放弃他的时候，他选择了顺从。他没成为右派，没有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坏分子，不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列，只是一个臭老九，没有成为专政对象。

无论是搞基建，还是干农活，他都很努力。他热爱这个国家，一直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从未丧失过知识分子的坚守，不卖身投靠，不加害同类。在那个时期，他选择沉寂。好在他保全了一副好身体，后来活到99岁，也有一个好心态，能面对这个世界的沉浮与悲欢。

我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入校时，系史教育上，只知有个哈佛博士张培刚曾担任过系主任，并不知他的学术贡献，甚至没有将他列入值得骄傲的名单。

当时武大经济系的教授中，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不少，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也是哈佛博士，他和他领导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当时声名正隆。张培刚的入门弟子董辅礽，也在1979年初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

尔后不久，董辅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成为改革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张培刚的其他学生，如西北大学(微博)何炼成教授、四川大学刘诗白教授，都被称为西北、西南地区的头号经济学家。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些人的影响都大过他们的老师，后来被称为大师的张培刚。

2004年7月，比张培刚小15岁的学生董辅礽病故。他留下最后的文字，是一篇工整得像中学生作文的文章——《守身为大》。1945年他参加武汉大学入学考试，命题作文是《守身为大说》，他不记得他写过什么，但一直牢记着这个命题。

董辅礽在文中写出了他的价值观——守身如玉，不同流合污，不加害于人，坚持真理。董辅礽身处北京的漩涡中心，为人处世的体会与身处一隅武汉的老师张培刚不同。

以我的理解，守身为大，董辅礽做到了，张培刚也按自己的标准做到了。经历了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不能苛求更多。董辅礽生前多次谈到恩师对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