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陈焕镛与前苏联著名植物系统学和区系学家塔赫他间院士（左一）、拉夫连科院士（右一）讨论学术问题。 黄观程 供图

　　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陈焕镛人生的开幕，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充满戏剧性。

　　他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才华卓著，1872年负责创办了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之一《华字日报》。张之洞到伦敦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庆100岁生日时，陈言是他的翻译。

　　颇为国际化的陈言还有一段国际婚姻。在任清政府驻古巴领事期间，他结识了陈焕镛的母亲，古巴籍西班牙人伊丽莎，是他的第四位太太。1890年，伊丽莎在香港生下陈氏的第十三个孩子，即陈焕镛。

　　幼年时，陈焕镛跟随父母回唐山，7岁移居上海，15岁，父亲去世，陈焕镛和母亲前往广州，曾就读于广肇中学，几年后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继续就读。

　　在情节跌宕的童年过去后，混血青年陈焕镛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发育出一颗中国心。看到中国的植物标本存放于欧美各国标本馆，原始文献用不同文字发表，散见于各国出版的刊物上，他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在81年的岁月里，他顺着这唯一的人生主题坚定前行，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1915年—1919年，陈焕镛在哈佛大学取得林学硕士学位。毕业时，陈焕镛的毕业论文获得舍尔顿奖金500美元，按惯例，这笔钱用于获奖人前往欧洲游历，陈焕镛却提出要到中国采集标本。

　　时任阿诺德树木园主任的美国著名分类学家C.S.Sargent建议他去海南岛，认为那是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空白点。1919年10月，踌躇满志的陈焕庸只身前往，开启了中国现代植物学分类研究的图卷，并最终成为中国华南植物研究第一人，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并称“南陈北胡”。

　　今年是陈焕镛去世40周年，本期世纪广东学人走近陈焕镛，一个倾尽一生为植物正名立传的植物学家，以资纪念。

　　1

　　一世“冤家”

　　标本屡遭祝融之灾，

　　还差点使他成为“文化汉奸”

　　陈焕镛毕生“心之念兮”的是如何采集植物标本和搜集植物资源，他对此看得甚至比亲人和个人名誉还重，偏偏挚爱恰如“冤家”，一次又一次地重创植物学家的心。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吴德邻研究员介绍，1919年，血气方刚甚至还有点鲁莽的陈焕镛从哈佛只身出发，只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就前往海南岛，计划在那里逗留一年。

　　“当时的海南岛可不是现在这样，交通非常不便，生活极其艰苦，但先生依然坚持了下来。”吴德邻说。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陈焕镛先是被毒蜂蜇伤，继又罹患恶性疟疾，终因体力不支，不得不遗憾地终止采集，前往上海治病。

　　更不幸的是，首次海南行采集的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码头时因为发生火灾全部被烧，给了陈焕镛当头一棒。不过，这次采集让他看到了海南植物资源的重要性，此后多次派人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意想不到的是，劫难对于这位植物“情人”来说，还刚刚开始。1922年夏天，陈焕镛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凑集经费500元，与秦仁昌等一起组织鄂西植物调查队，共采集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调查队，意义重大，所得最完整的一批标本存放于上海招商局仓库，1924年，一场大火不期而至，标本全部被焚。

　　然而，劫难越夺去挚爱，他越一往情深。1927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还和英、美、德、法等6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

　　次年，陈焕镛在过去历年所采得标本的基础上，终于建立了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标本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标本室。成立5年后，陈焕镛用不无欣喜的语气自述：“所藏标本已超6万号，固不敢与国外著名植物园具有百数十年者相为媲美，然环视国内各植物标本室，实未遑多让。”

　　事实上，因为陈焕镛的努力，上世纪30年代，广州已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三大研究中心之一，其他两个为北京静生生物研究所和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或许是标本这个“冤家”在陈焕镛的生命中占据分量过重，导致了劫难的再次发生，这次差点要了他的名誉、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不时遭到日机轰炸，为了保护标本、图书、仪器等免落入敌手或毁于弹火，陈焕镛冒险抢救。1938年春天，经中山大学批准，陈焕镛捡出全部重要标本、图书等搬至香港，设办事处继续进行科研。

　　1941年底，香港沦陷，办事处被日军包围搜查，因为标本上皆有中大标志，面临被劫夺毁灭之厄运。

　　他心急如焚，经多方交涉获准将该所公物及全部人员运回广州，被安置在岭南大学（其时被改名为广东大学）校园内，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为保存这些科研资料，他不顾危难，多次奔波于广东和香港之间，使资料完好保存至今日。

　　日军投降后，岂料，竟有人诬告他为文化汉奸，将文物运回敌占区。当时之教育界、法律界等社会名流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并愿担保。1945年12月31日，农学院长邓植仪给中大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如是陈述：“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最后当局被迫以“不予起诉”了结此案。

　　2

　　极具天资

　　发现“植物熊猫”银杉，

　　凭残渣辨识杀人毒草

　　陈焕镛辨识植物极具天资，馆藏标本除少数寄往国外请专家鉴定外，多数都是他亲自鉴定。1932年，他协助香港警方破获一宗命案的经历，更为他严谨的治学生涯增添了传奇色彩。

　　当时，香港发生一宗命案，经法医解剖检查，发现死者胃里有树叶的残渣碎片。遍寻香港地区，都无人能够识别是哪种植物，法院对案件也就无从下手。后来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从此，陈焕镛在省港民间也声名鹊起。

　　与这种传播甚广的故事相映衬的是，陈焕镛作为科学家的严谨和持重。曾先后受业于陈氏门下的陈封怀、李康寿、黄成就等曾回忆，陈焕镛从事植物分类工作时，非经广泛深入的研讨，从不轻易撰文发表；探究某新分类群之可否成立，尤为审慎。发现“植物界熊猫”银杉的过程即是如此。

　　银杉是裸子植物中极少数孑遗种之一，在地球的其他地区早已经灭绝了，只有在中国的局部山地，还存在着这种植物，这对植物分类研究意义重大。据介绍，在外部形态上，陈焕镛于发表文章的前两年已经鉴别其为新分类群，为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特征，整整推迟了两年多时间，不断推敲，最后与匡可任教授合作署名发表。

　　胡先骕常举例，特产于中国的马尾树被外国人抢先发表，引为遗憾，而最先发现的也是陈焕镛。因为这种植物在中国的邻国也有分布，陈焕镛无法肯定别人是否已经识别，后来借去印尼出席太平洋会议之便，带着标本至茂物标本馆核查时，被奥地利植物学家发觉，抢先发表为新科。这也表明陈焕镛治学的严谨态度。

　　已去世的植物学家秦仁昌曾在东南大学(招生办)当助教，陈焕镛当时在东南大学任教，两人过往甚密。在回忆文章中，秦仁昌也有对其严谨治学的描述。当时，陈焕镛对植物分类学的造诣已经很深，但从不夸夸其谈，不满足于一己之得，从不轻易写论文，即使写了也不发表。秦仁昌记得，在南京期间，他对中国樟科和壳斗科植物的分类下了很大功夫，有时通宵不眠，稿子写成了再改，但四五年过去了，他还不放心付印。

　　从事植物研究半个多世纪中，陈焕镛发现了新分类单元逾百种，新属不少于10属，尤其以银杉和观光木属的发现最为瞩目，使国际植物学家对中国植物的丰富至感羡慕。

　　华南植物园黄观程研究员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1957年下半年，陈焕镛教授拿了一份手书的英文信，让他翻译成俄文给当时的苏联植物学会会长、《植物学杂志》主编苏卡乔夫院士，同信寄去“中国南部和西部的松科一新属银杉属”的稿件和附图，译好信后，陈焕镛当即要求把译好的信件一句句口述给他听，并作了认真的修饰。不久，苏卡乔夫院士亲笔回信说：“银杉这一新属真是太美妙了！”破例全文刊载在1958年4月号的《植物学杂志》上。该杂志当时并不刊载纯分类描述的文章，可见对陈焕镛学识、才华和贡献的重视。

　　3

　　国际声望

　　上世纪30年代已蜚声中外，

　　被誉为“华南植物的一流人物”

　　无论是身处民国时的风雨飘摇，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上的相对孤立，陈焕镛一直以卓尔不群的姿态保持着其国际视野和学术水平。

　　哈佛大学科学史毕业生威廉.J.哈斯在《把植物学移植到中国：陈焕镛的交叉文化经历》一文中说，上世纪20年代，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比洋人差，胡先骕和陈焕镛合力编撰了《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据华南植物园植物学家胡启明研究员介绍，1927年，陈焕镛从东南大学到广州，筹建农林植物研究所，当时的华南地区植物研究由岭南大学一统天下。一开始，岭大的洋教授并不把陈焕镛放在眼里，不久见陈焕镛对华南植物的研究工作飞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他们，该校生物系主任、《岭南科学杂志》的主编威廉.荷夫曼十分恼火，提出和陈焕镛“约法三章”：第一，交换标本；第二，划出势力范围；第三，不得在同一季节考查同一地区。

　　陈焕镛当即回绝。对于第一条，他说，自己并不需要岭南大学的标本；对于其他两条，更是义正词严地斥责对方是在合作的幌子下进行限制。“他说我来广东就是为了研究广东的植物，要走遍所有地方，不论何时何地都尽可能多地进行必要的考查。”这样目的有两条，一是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一是收集和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以保护它们不致灭绝。“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因为热爱植物学和中国的植物资源。”胡启明说。

　　为进一步了提高我国植物学水平，1930年代，陈焕镛创办了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孙逸仙）命名英文杂志《Sunyatsenia》(中山专刊)。刊物作者都是美国、英国、德国和国内的权威，陈焕镛亲自审阅全部文章，非常严谨。他的研究成绩很快为国内外同行瞩目，被中外科学家誉为“华南植物的一流人物”。

　　192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总代表是翁文灏，代表有竺可桢、胡先骕、陈焕镛等十余人。次年8月又率5人代表团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会上他作了《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研究之成绩》的演讲，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会议主持者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1935年他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任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命名委员会副主席。归国途中，经纽约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香港植物园均受到礼遇，并收到大批馈赠之珍贵图书、标本及种子、苗木。1936年被英国剑兰学会聘为名誉会长。

　　1951年，陈焕镛率新中国植物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的学术讨论会。据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吴征镒回忆，针对当时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中国代表团中并无这方面的专家，事先未作准备。但与会的其他国家学者急于摸清中国的底，并久闻陈焕镛大名，于是提出请他做即兴演讲。

　　“陈焕镛即席做了一次演讲，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和博学，”吴征镒评价。他言人所不敢言，直陈印度农业中由于宗教束缚，对热带易淋溶流尽肥力的土壤长期不施有机肥导致板结成砖红壤的弊端，他还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施用农家肥，长期维持地力的经验。

　　据悉，陈焕镛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地道的英语(论坛)和精湛的农业思想使听者无不动容和惊诧，纷纷报以热烈掌声。这也大大促进了代表团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