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阴天，第二天下了暴雪。就在这天，北京市昌平区怀昌路拐向东崔村的租住屋里，39岁的河北承德女子王桂芝留下三页遗书，还有两份数年前就已办好的离婚证书，服药自尽。

1999年春天，夫妻俩抱着1岁的女儿秋玉到了北京。三口之家居无定所，于振才跟着私人的土建装潢队做活，工地在哪，王桂芝就跟去哪。那时，昌平区的楼房每平方米不过一千多元。“桂芝老跟我盘算，不出几年，咱也能买得起北京的楼房。”

2004年前后，王桂芝怀了儿子秋平，女儿也到了学龄，一家人在昌平区东崔村租个小院。存折里已有十来万的积蓄，王桂芝总是笑，她开心，觉得“幸福”和“家”这样的字眼，就快触手可及了。可这字眼，从2004年9月渐行渐远。当年9月，于振才揽到一桩活，施工中，一个工人失足坠亡，于振才和合伙人每人赔了7万元。

2008年的一天，于振才兴奋地跑回家中：“桂芝，这回我们有指望了。”他在海淀清河揽到一笔为四家民宅主体装修的活。这单“大活”，最终变成这个家庭最沉重的负担。几个月里，于振才带着他的工程队没日没夜地干。由于雇主的工程款和材料费给付不力，工期一再被延误，于振才没有太多工程预算的经验，支出大大超出预算，雇主却并不愿承担这笔费用。一下子，于振才背了三四十万的债。

她唯一得以慰藉的，就是这双儿女。女儿刚上初一，小升初时，考了镇上的前十名，现在还当了班长。儿子也顺利进入当地的村小学读二年级。

她常跟于振才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孩子在北京高考()。去年北京市开两会，解决异地高考提议的呼声高涨，她对女儿说，“秋玉，看样子过不了几年异地高考就会放开。”

11月2日下午5点30分，儿子学校的老师突然打通他的电话，“孩子都放学1小时了，他妈妈怎么还没来接。”于振才打家里座机，没人接，桂芝的手机亦然。近6点，王桂芝的手机里出声音了，是女儿的哭喊声，“爸你快回来，妈妈倒在床上不能动了。”

警察在租住屋厕所里发现一瓶敌敌畏，那是爱干净的王桂芝夏天杀虫用的，之前一直摆在窗台，还有大半瓶，而今瓶口拧开，瓶内空空。

卧室里，王桂芝留下了遗书，三页纸，她嘱托丈夫要照顾好儿女，让他们留在北京，上大学，并嘱托秋玉要照顾好弟弟。于振才没能兑现前妻的遗愿，把儿女送回乡读书了。他没法一边打拼，一边照顾儿女，没办法。 据《新京报》

(城市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