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家长说

“孩子不怕竞争，怕的是恶性竞争”

张帆（孩子目前上高一，自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碰不上外地学生的竞争）:我觉得我的观点比较中立，门槛要设，但不宜设的过高。比如有固定住所，我认为未必非要是有住房。住房现在的成本太高，你说一个建筑工人，在北京盖了十多年房子，他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不是应该在北京解决？我觉得应该，但是他们肯定买不起房子。

这方面可以放宽一些，学生在北京学习的年限，我认为应该从严。就读高三一年就参加高考，这样肯定没法接受。说白了，我们拥有在北京读书的资格，不也是从小学读起么？现在说从小学读起也许不现实，那么从初中就在北京上学，读够六年，与北京学生拥有同样的教育经历。我认为这个门槛不算高，而且对于新北漂一族来说，应该是个能够接受的门槛。

现在我们的教育讲究素质教育，要逐渐摆脱应试教育，那首先就得降低学生的应试压力。现在的孩子压力已经很大，如果再无限制地将外地坏的经验带进来，那只能让更多的孩子受害。孩子不怕竞争，怕的是这种恶性竞争。难道今后北京的孩子也得打上吊瓶才算公平？

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应该把资源多放到外地去，别一股脑的都留在北京，教育资源平衡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想方设法地“移民”，也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闹出这么多矛盾。

利害

借读生、留守生门槛越低普惠越大

异地高考的门槛变化，将牵动多少人的利益？

有几组数字似可作为注脚。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

同样是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共有外省市借读生488520名，刨除8332名外籍学生，仍有逾48万外地生。这48万外地学生，将是异地高考门槛高低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而这48万人，还没有加上因教育政策未能随父母来京，在家上学的留守学生。这一数字没有明确数据，据教育部部长的表态，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的数量有1000万人。

曾有相关机构推算过父母在京留守学生的数字。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北京流动人口的平均户规模为2.28人，若以此数字除以上述外省市来京常住人口数量，约可估算出北京共有非户籍常住家庭309万户。排除单人未婚等特殊情况，已婚家庭约有260.8万户。如以一个家庭一个儿童计算，将至少有261万子女。据统计数字显示，父母在京儿童留守的比例约为45%，则可计算出留守儿童数量约为116万。此数据是现有借读生的2.4倍。

门槛抬一级刷下上万人？

即便不计算这些留守儿童，门槛的轻易变化，仍会涉及上万人的利益。在关于随迁子女高考门槛的表述中，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什么样的学生跟我的本地生是一样的。”

按此标准，则有数量不同的学生入围。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北京上高中的异地学生为15556人，初中为73958人，中等职业学校为62593人，若将高考门槛设为“在北京上过小学”，这十余万人将可能被排除在范围之外。如果门槛提高到幼儿园高度，则又将有近27万已升入小学的学生可能失去受惠资格。

毋庸置疑，门槛越低，普惠越大。但从另一个人群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将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2011年，北京高考考生人数约8万人，是近六年内人数最少的一次。高考人数持续下降的京城，高校录取分数线并未见下降，若异地高考“生力军”加入，京城高考势必更加激烈。以目前异地借读初中生7万人的数字计算，异地高考开闸至少将京城考生提高两成。

这一计算，仍未将在家乡苦等高考开闸的留守学生计算在内。

虚拟

民间自制“门槛标准”

实际上，网络之中早有汇集民间智慧的“门槛标准”，虽纯属虚构，但其中许多标准与教育部的表态却有暗合之处:

（一）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二）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三）父母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在工作和生活所在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据自愿原则认定为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的证明包括：工作和收入证明（劳动合同、单位出具证明、工资发放依据、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之一），租房合同（或房产证）、水电费收据等；

（四）作为以上建议的补充建议，应尽快实现本城市区域内部的中、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努力实现城市内部公办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相对均衡，居民子女能够就近上学，杜绝“择校”现象。同时，严格控制学籍的有效性，彻底消除高考移民的投机行为。

主笔：吴楠 魏婧

素描：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