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异地高考(微博)成为舆论焦点问题，此前山东已经正式试水异地高考。在两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杜副部长还特别强调说，有些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全部一下解决，到不了那个程度。

的确，指责蛋糕分得不公，很简单，但要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新的分蛋糕方案，也并不简单。异地高考，一方面能解决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升学障碍，避免骨肉分离、留守儿童等次生问题，能体现社会平权。另一方面，它又牵涉到一个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公平问题。

有人主张要彻底的“起点公平”，希望“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录取”。这样就算公平了吗？1920年代北京大学就是单独命题、自行录取的，对考生来说可谓“起点公平”。但1923年北大录取的新生中，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的考生均榜上无名。当时的教育部第十届教育联合会曾建议，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

地域公平，还是考试公平？这两个公平的维度，可谓“此事古难全”。下面回溯一下中国科举历史上的“异地高考”、“高考移民”问题，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思考维度。

众所周知，科举制打破了门阀贵族对知识、官爵的垄断，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科举一直与户籍、录取名额的地域分配紧密联系。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人口比例举送考生，不过京兆府（长安）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最多时达到110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长安作为“高考洼地”也引发了“高考移民”。比如，大诗人王维本应在本贯（籍贯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西）考试，但王维善弹琵琶曲，博得了某公主的欢心，在其干预下，王维在京兆府应试。这种“高考移民”，在古代叫“冒籍”，是严重的舞弊违法。

唐朝后期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家级考试中，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有95.2%是南方人。公元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前者则主张“唯能是选”。从此，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

地域公平，也同时体现在地方考试的层面上，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比例是一百比一；而西北地区却是十比一，两者相差十倍。这也引发了“高考移民”，很多人通过过继、认亲、买地等手段，冒籍到首都或者边疆的“洼地”去考试。

到了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地域公平问题，在会试中按南北分别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分，按55:35:10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乡试、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施“按省酌定取中进士额数”，取代了南北卷制度。希望通过对录取名额分配的控制，照顾文化不发达地区。

应该看到这种“校正的正义”，对平衡各地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学者统计了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百万分之五点五，落后地区云南是百万分之五十三点八。比如，云南在明代只出了241名进士，而在清时已经多达693名，西南地区的文化落后局面有效扭转。再比如，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对台湾采取了优惠政策，录取名额在福建省另计，造成很多落第的福建人渡海到台湾考功名，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文化发展。

但是，有优惠政策，就有“高考洼地”；有“洼地”就有人钻空子。虽然，清代对科举报名有严格的限制，规定“如祖父、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田、宅俱有的据，方许应试”，后来进一步严格规定为必须是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应试”。但冒籍的现象还是屡禁不绝。

法学家有言：正义有着一张变化无常的脸，随时呈现不同的形状。多年前阅读此句时不解其意，如今才稍悟其中三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正义；地域平衡，扶持后进，也是一种正义。是谓“平行真理”。

当两种正义发生冲突，旧平衡将被打破时，应采取渐进、有序的方式达至新平衡，而不是制造新的矛盾。相对于激进的变革，渐进更有生命力。公平总是让人纠结，难于一蹴而就，这需要妥协，需要彼此宽容，也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