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研究语言。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语法、修辞作比较，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还曾经想学点日语，可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如愿。他实际上想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性研究，从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翌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谈到“莫道君行早”时，毛泽东说：“‘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不过，由于英语与汉语的语系不同，毛泽东也对英语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197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曾抱怨说：“你们那个总统是president，银行行长是president，法院院长也是president，小学校长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这不是就乱了吗？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个组织学生闹事的宗教团体的材料，它那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积极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毛泽东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他还对曾志说过类似的话：“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毛泽东常常把学英语作为一种调剂手段。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毛泽东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的确如此，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学英语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毛泽东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最后的英语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