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召开的第三世界女科学家大会上 ，笔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杨芙清院士。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信息产业风起云涌之际，杨芙清的名字就随着这个产业的兴起为公众熟悉，遥想1993年，比尔·盖茨第一次来中国时，主动提出要见两位科学家，一位是周光召，另一位就是杨芙清。

作为中国第一代计算机软件专家，杨芙清的名字和我国第一次研制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150机联系在一起，和我国240机先进的操作系统联系在一起，和青鸟工程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这些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的科研还是杨芙清作为科学家的荣耀，那么曾为现在上市的青鸟集团董事长，作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和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创建者则要感叹一位女性的智慧与毅力，青鸟公司成立那一年杨芙清62岁，青鸟环宇公司上市那一年杨芙清66岁。

女性、科学家、教育家、董事长……当这些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已然让任何一位采访者心生向往。特别是我还知道，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王阳元也是一位院士，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院士伉俪；年轻时她特别喜欢民族舞，当初在苏联留学时，她的舞姿给同去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杨芙清说：“从没有觉得自己不如男性。”在杨芙清的学术生涯中有三次重大的科技研究实践，每一次，都对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69年，国务院向北京大学下达了研制每秒100万次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150机的任务。作为总体设计组成员，杨芙清负责150机指令系统和操作系统的设计。当时，苏联对我国也进行技术封锁，我国面临的研究环境是“三无”：无资料、无设备、无经验。杨芙清和她的同事们凭着一股拼劲，靠着“为国争光”的精神，以科学实干的态度工作，硬是在短短几年中研制成功了百万次计算机，并独立设计出具有当时世界水平的大型计算机多道运行操作系统。150机的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它的投产使用，使我国石油勘探首次实现了勘探数据的数字化处理，被誉为“石油勘探领域数据处理的第一次数字化革命”。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杨芙清又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的操作系统DJS200/XT2。

延续四个“五年计划”的青鸟工程，是杨芙清科研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我国软件工程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而代表性工作之一就是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青鸟工程”。作为工程的主要主持者，杨芙清为我国软件工程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青鸟系统是我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规模综合性软件工程支撑环境。1991年，我国第一个大型“集成化软件工程支撑环境”参加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展和软件工程展时，国外的一些公司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的公司撤掉了他们的展台。

杨芙清院士有一句话是说“为国奉献，我之所愿”，这句话中间还有一个“愿”和“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杨芙清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其实不是，除了她付出的极大代价与心血，还有她的一种人生态度：无论做什么事情，她都抱着研究的态度去做。上世纪90年代，国家大环境的需要，要求他们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并推广应用，就要采用新机制，成立公司。教授怎么搞公司呢？1994年前后，杨芙清院士看起了电视剧《住别墅的女人》，她买了很多讲财经故事的书，带领一批年轻人，讨论，学习，给他们定方向，还记得组织大家学习报纸上发表的《资本是天堂还是地狱》，并为青鸟公司未来方向定位——IT Science，即软件、芯片、系统集成、嵌入式、网络、通信、人才培训。

“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抱着研究的态度”，这一点，还体现在杨芙清中学时织的第一件毛衣上，在苏联学习时为自己做的漂亮布拉吉上。她说，人要多动脑，动脑不会老。

杨芙清说：“女性也要把事业摆在首位。”事业成功，家庭幸福。这是多少女性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曾有一位女科学家说，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生活圆满的特别少。那么，杨芙清是怎样做的？下面是我和杨芙清的对话：

笔者：还是有人会认为女性不适合作科研？特别是夫妇两个人都作科研？

杨芙清：现在的社会舆论认为，夫妇两个总要牺牲一个，而牺牲的总是女性。我和王阳元老师两个人也是在艰苦环境中过来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个16平方米的房间，晚上用床单拉上两个帘子，隔成三个空间。我儿子四个月时，我将他送到我老家无锡， 1969年我女儿出生，四个月又带回爷爷奶奶家。那时觉得很自然，我们那时都是这样过来的。

笔者：您好像都是顺利的事情，您一直都是好运气吗？

杨芙清：人家问我，你为什么总有那么好的机遇，我说，机遇每个人都面临着，关键是你抓住没抓住，你服从国家的需求，你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事业结合起来，你就抓住了机遇，你老考虑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和学生说，其实你不用设计自己，人都是可以塑造的，但不能自我塑造，我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好什么，一步步走来，我没有想自己，机遇就自然降临了。如果，我本科毕业后让我去学计算数学，我不服从，而也希望搞基础数学的话，那我就没有进入一个崭新领域的机遇了。

笔者：是您建议推动创办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和现在的北大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您做这些事情都与王阳元老师商量吗？

杨芙清：1978年，我建议成立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就去找校领导和数力系原来的老师们，系成立后，我是操作系统教研室主任。我把教研室搞得很好。1983年让我当系主任。我全力以赴，所有的教师能派的就都派出去学习一到两年，我自己就没有出去，因为我是系主任，我必须集中精力，要一门心思把系办好。1999年，计算机系刚好成立20周年时，我说计算机系在大家的努力下，已进入了国内前列，现在应该聘请年轻有为的系主任，争取将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带入世界一流。当然这些事情都与王老师商量。我在做系主任时王老师正在美国加州贝克莱分校当访问学者，研究微电子，北大要成立微电子研究所，我是筹备组组长，我向党委书记王学珍同志推荐王阳元出任所长，他戏说我是举贤不避亲。事实上王老师做所长是对的，在他任所长的22年间，把微电子所带到了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地位。所以，支持一个人就要在事业上支持他。

笔者：您和王老师，一个做硬件，一个做软件，这一点也挺令人羡慕的，您的名气比王老师大，王老师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杨芙清：不能这么比较，因为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要说我当时如果有点影响的话，那是因为我入学早，学科新，我算是计算机软件的第一代。他是中国半导体专业的首届学生，现在算是微电子的第一代，他在微电子领域中也是有影响的。我们在事业上是互补型的，在学校，在家庭中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工作，这种讨论常常会迸发出火花，出很好的思路，对双方工作都有促进。当然看法亦会有不同的时候，那就争论，但要适可而止。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很重视团队建设，重视培养年轻人，并在恰当的时机把他们推上重要岗位。长期以来，两个团队合作得很好，软硬结合，宜于承担国家任务，服务于国家需求。在生活上，我总是首先照顾他，年轻时家务事除了重体力劳动外，主要是我干。他也很关心我，只要是我的爱好，如房子装修、家具添置等，他都尊重我的意见，并自诩为“落得省心”。我认为和谐的家庭，特别是事业型的和谐家庭，重要的是相识相知，相互尊重，都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有一颗为对方着想的心。

笔者：您给年轻的科研女性一些忠告吧？

杨芙清：第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关键是要素质高、内在美。更不要把自己看轻了，女的并不是天生比男的差，只要努力都可以做出大事来，何况女性还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如韧性、细致等，但关键是要自信、自强，更要自重、自爱。

第二，生活和事业的位置要摆正确，事业是第一位的，要把双方的事业融入国家事业之中；当生活与事业发生矛盾时，就要以事业为重，要善于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本文图片摄影/侯艺兵）

《科学时报》 (2010-8-27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