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社区多碰壁

“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幸运如林克存们已经在异乡感觉到了温暖，而他们又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着更多似微尘般飘荡在家乡和珠三角的外来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去年在富士康调研期间，看到很多青年工人下班后去玩滑滚轴，“这原本是社会性活动，会和朋友们一块玩，但我们却发现，他们每个人滑自己的，互不干涉，谁都不认识谁，就像是在打保龄球。”

这样的情景，伍学成在眼镜厂工作时经常看到。“我所在的工厂算是很人性化的，但有些工厂管理严格，等级森严，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工人们住在10多人一间的宿舍。“人的身体、精神都被推向疲劳的极致，没有任何心情和精力再去享受所谓的生活，这就是宿舍劳动制。”

“外来人口没有社区的概念，他们融入当地的途径只有工厂。”他听说，一些住在厂外村子的女工经常遭遇家庭暴力，甚至有被殴打致死的，但在请求所在村的妇联主任参与调解时却遭遇尴尬——妇联主任认为，分内该管的只是户籍人口。

伍学成的感受也是很多农民工专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就多次呼吁：广东应在工厂外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处理农民工工厂外的生活问题，而且一定要有NGO组织参与。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不足30平方公里却生活着70万人口，而户籍人口不足10万。林克存当上公务员后很快发现，工资、劳资关系争议占他日常工作内容的六成以上。

有一次，40多名四川农民工因老板欠薪失踪而聚集到街道。“我们承诺通过变卖厂房偿还工钱，但他们仍然要求政府当晚就垫资。”林克存说，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工对政府人员不信任的心态，“他们总是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除了希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外，林克存也在工作中反复向维权的外来工讲如何学会和政府部门、厂方打交道，“工作是一辈子的事，他们的维权能力也要不断加强。”

干了大半年城管的伍学成则看到，东莞非常需要加强对流动儿童的服务。“就是这几天，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而大人们则在车下边挥手边抹眼泪。”他说，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他还知道，在东莞横沥镇隔坑村有个社区服务中心，是东莞唯一一家以服务流动人口起家并获官方认可的社工机构，“150个小学生在这里享受免费才艺暑期和聚会，并接受学费资助。”但对于大部分外来工子女来说，他们的学费依然比本地人高很多，伍学成认为，像隔坑村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太少了。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个外来工公务员都十分关注这个话题——流动人口的诉求如何尽快与当地政府协调起来。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想办法、出主意。

他们表示，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来工对招考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制度都不敢奢望。“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学费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维权时能否有更顺畅的渠道，而平时生活能否有足够的社工服务和NGO组织的关怀。”

好在外来工公务员们所感知的问题已经随着广东创新社会管理有了解决办法——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决定对社会组织下放权力，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并为上千万人的社会组织提供广阔平台和空间，采取宽松的管理方式。

外来工公务员

纳入公务员统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

■声音

一年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广东的外来工公务员招考对象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南漂”，有高学历、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仅仅是庞大外来工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整个群体。

“政策破冰后，今后的招考应逐渐过渡到不以学历为导向，更应强调专业技能，以技能代替学历，如果某些技能强但缺乏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去与其所擅长技术相关的岗位，他们会做得更好。”因此，他建议广东招考思路与设计要继续调整。

李丹阳的建议变成了现实。今年，广东再次打破学历、户籍限制，将学历标准降低到中专，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250名基层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员。

即便如此，大部分外来工还是感觉能搭上公务员这班车的希望极为渺茫。高中毕业、在广州番禺一家模具厂打工的小廖，同样希望通过考公务员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门槛降低，我拿到了报考的资格，但其实估计并没增加多少胜算，与同样参加考试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相比，自己确实没有多少优势。”小廖说。

小廖的担心是因为招考只有120个职位，但有1.56万名外来工参与竞争。仅广州考区就有7714名外来工竞逐33个岗位，“突围”的难度可想而知。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有不少不在企业工作的外来工被挡在了报考大门外。一位在深圳某区政府大院当保安的外来工告诉记者，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想报考，但打电话去咨询，却被告知没有资格，原因是没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我有一个在企业当保安的老乡报名了，我为什么不可以，不都是保安吗？”

李丹阳认为，当前因为广东社会管理压力巨大，加上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突出，该政策出台算是正当其时。但他认为，这项政策更多还是“象征性”意义，如果不纳入公务员统招体制内，恐难长久。

“我的很多老乡都在担心是不是招录一两次后，接下来几年突然就没有了。”曾剑说。

李丹阳建议，广东应该考虑把外来工公务员也纳入公务员的规划中，而不是特殊、独立的一项政策。

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渠道政策意义重大，林克存等“先行者”在工作中感受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土地，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城市的生活，如果越是追逐这个梦想却越难以实现，打工的希望就会崩塌，所以我在工作中经常感受到社会的怨气和紧张。”林克存说，自己也曾是外来工，深知凭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是无数外来工留在广东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