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万能说，《新教育大纲》断言，教育决不可能是万能的，“‘万应膏’式的教育，只在教育学家的嘴角边，决不在事实上。”教育只能是某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反映，它本身却改变不了经济制度，所以，以此而言，教育的效能是十分有限的，教育不仅不能万能，教育甚至是无能的，“为什么教育这样无能呢？便因教育受制于经济，受制于政治。依靠教育事业上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在旧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教育就是办得再好，也不能对无财产者发生影响，所以，决不可迷信教育万能，而要去通过积极地变革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来为教育寻找出路。

　　关于教育救国说，《新教育大纲》指出，此说可视作教育万能说的派生之物。教育救国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或言道德教育救国，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非用道德教育来整齐民心不可；或言爱国教育救国，认为中国人之无国家观念导致了国家衰弱，需通过爱国教育使人人知道有国当爱，则中国于斯富强；或言职业教育救国，认为通过职业教育使人民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各种工商业发达以抵制洋货，国家就可富强起来。《新教育大纲》指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根本没有什么“社会道德”或“人类道德”，它只能是支配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道德教育救国无异于空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爱国口号只能使人民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殉葬品，爱国教育“自可效力资本家所有的国家，但与被榨取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无关”。职业教育救国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人民之失业，国家之落后全因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以，“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种种)，不肃清封建势力，不打倒那投降帝国主义，向封建势力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中国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民众就不能改进现在贫困的生活。靠职业教育能救国，简直是笑话!”

　　关于先教育后革命说，《新教育大纲》指出，此说认为革命之前当先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便没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的观点是“俟河之清”，是完全错误的。在支配阶级的教育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产生出革命的教育，培养出革命的人才，所以，“主张先教育后革命，也是骗人的话。支配阶级决不容许在它的统治下面发生了于它不利的教育；你既不主张立刻革命，你自然只好就它的范。这样的主张是叫大家走上合法运动之路，走上取消主义之路；这不仅是‘后革命’。简直是‘不要革命’、‘放弃革命’。”

　　所以，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教育在革命进程上自有它的地位，就是可以作为革命的武器之一。这个说法，不是认为教育独立可以革命，也不是认为教育无关于革命，而是要在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之下，尽它的一方面的作用”。

　　《新教育大纲》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论著作，它的诞生，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新教育大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运用中外教育史的丰富资料，得出了教育起源于人类的实际生活需要的科学论断。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思想，提出了教育起源于人类劳动的观点，这一观点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起源论而对解放后的中国教育理论界产生过重要影响。近10年来，伴随着教育起源问题讨论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对“劳动说”产生了怀疑，转而重举“需要说”的理论旗帜。现在看来，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显然是不全面、不确切的。而《新教育大纲》所提出的教育起源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观点，不仅概括了“劳动说”的全部含义，而且还发“劳动说”所未发，因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说，在教育起源问题上，《新教育大纲》所表述的思想依然是有旺盛的生命力。

　　《新教育大纲》对教育的归属这一至今仍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教育的特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新教育大纲》科学地阐明了教育的性质和效能问题，科学地辩证地论述了教育同经济、政治的关系，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诸如“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等种种对教育特性的曲解，深刻分析和批判了夸大教育效能或歪曲教育与革命关系的“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和“先教育后革命说”等各种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因而，不仅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而且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新教育大纲》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影响很大。《新教育大纲》于1930年2月初版之后，同年9月就得以再版，以后虽因被禁而无法重版，但当1937年禁令稍松后，又发行了第三版。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新教育大纲》就传入了苏区，成为苏区师范学校的教本，对苏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教育大纲》依然是根据地教育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导。郭化若在其《新教育的教学法》一书的序言中回忆说：“那时偏处在延安清凉山边的学校图书馆，藏书少得可怜，一共不过万余册。在这万余册书籍中，有关教育的一共查出不过二百余册……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新教育大纲》也为白区和国统区的青年和一些进步学校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许多青年正是通过这本书，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涤除了对教育问题的种种错误认识。如果说杨贤江是教育理论领域里的“艾思奇”的话，那么，《新教育大纲》无疑就是这一领域里的《大众哲学》。